最快乐的男人 常被戏称为“张爱玲男朋友“的陈子善教授于7月底在香港书展演讲，讲的虽不是张爱玲而是《海上花列传》，但亦间接跟张小姐有关，因为书里人物有她的家人影子，她亦爱它，又曾把它译成白话，陈教授为了郝明义先生的“经典3.0”系列演讲而特选此书，其实是把私心夹藏在选题里，让我们隔了一层陪他一起怀念张爱玲。不愧是“张爱玲的男朋友”。 陈子善到港三天，我无缘跟他好好聊，然而辗转听朋友提及，他开心极了，因为他终于从一位学者手里取得了一页张爱玲亲笔信函，总算如愿，我可以想象他在坐飞机回上海的航程上是如何眉开眼笑。我向来喜欢看见陈教授，喜欢他那种单纯心性，只要探得中国现代文学的半页出土文章便可开心上许久许久，单纯质朴的快乐是何等难得。所以我曾经戏称他为“中国文学界最快乐的男人”，他总笑笑，笑得像传说中的老顽童。 另一位张爱玲研究者止庵先生也在香港书展演讲，讲题是“中国文学大师在香港”，当然也谈及张小姐，说时亦是情深款款，尽管已经不像去年书展演讲一样在读到张小姐的文章时眼红哽咽。两个月前其实止庵亦曾来港，我陪他前往宋以朗先生家里“寻宝”，没料到替张爱玲的“三个钱包的故事”添写了一笔完美脚注。 神秘的巧合 “三个钱包的故事”须从两年前说起，先让我引述旧文以作提要，谈谈如何巧合地先后撮合了陈子善和止庵替张爱玲完成送礼遗愿。 话说两年前的一个明朗下午，我带陈子善造访宋以朗，三人坐在沙发闲聊，加多利山道的老房子，阳光幽寂，岁月静好，仿佛张爱玲仍然站在露台上放眼远眺翠绿山景，而当谈到某处，宋以朗先生突然说：“有个事情不知道如何解决。” 说完，站起身到房间取出三个牛皮纸袋，每个袋内都有一个小钱包和一张感谢卡或短信，是张爱玲于1994年在美国买来分送给不同的人，但不知何故没有寄出，最后连同其他遗物到了宋先生手里，其中一个钱包送给“晓云小姐”。 陈子善当时把钱包和卡片珍重地捧在手里，眉头皱了一下，忽然想起，半个月前在上海有一位刘晓云联络过他，约他参与保护流浪猫运动，接触时，他约略知道刘晓云曾经在天津从事编辑工作，甚至在李开弟的引荐下编过张爱玲某些文集。真是凑巧得神秘，不是吗? 如果宋以朗早已知道“晓云小姐”是上海人而存心要问陈子善，也罢，但他对她一无所知啊，只不过聊天时突然想起此事，顺便提及，而陈子善却恰好前半个月才跟刘女士接触上，否则亦难提供解答。一个巧合接连一个巧合，便是一条神秘的链，直把陈子善和张爱玲拉起来了。陈教授后来在香港写了文章述及此事，亦道:　“世事有时确实令人感到十分离奇，仿佛冥冥之中上苍自有安排。如果刘女士去年12月20日不给我来电，如果我1月10日不去拜访以朗先生，如果以朗先生不出示张爱玲未能付邮的这三封信，那么，致‘晓云小姐’这封信收信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也就不会浮出历史地表，这个感伤动人的故事也就不会有如此圆满的结局了。” 那天下午离开宋家，我和陈子善沉默无语了好一阵子，沉默之后，恢复谈笑，我从没见过陈子善笑得如此灿烂不可收拾。快乐的男人，找到了纯粹的快乐，连我也被感染得高兴起来，于是做做好心，为了让他乐上加乐，故意开个认真的玩笑，侧脸看着陈子善，叹一口气，道：“唉，子善老师，依这事看来，爱玲还是爱你的。” 陈子善笑得更是合不拢嘴了。 然而陈子善没想到，另两个钱包其后也找到物主了。 谁是“斌”？ 宋以朗手里的三个钱包，第一个给“晓云小姐”，陈子善找出了来历，也送到了上海，内地报纸予以广泛报道，电视台也做了专辑，刘晓云现身受访，是一位中年女士，有点富态，但很有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专业。访谈里她说，当陈子善把张爱玲的谢卡和钱包交到她手里，她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流泪，体验了久违的感动。这访谈可在网上找到看到，很动人。 另外两个钱包，一个写明送给uncle K. D.，即亦张爱玲的姑丈李开弟，没有什么悬念，另一个钱包则送给“斌”，构成了小小的谜题，张爱玲在一张小小的谢卡上写道：“路远迢迢寄这么个小钱包给个大音乐家，太可笑。请原谅我心目中永远拿你当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给uncle K.D.买个小皮夹就顺便买个给你。祝 近好 爱玲”。 小皮夹黑色，皮感极好，不属于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十四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内保存妥当，仍有亮泽；跟其他两个或绿或杏的钱包一样，充分反映了张小姐的恋物品味。两年前跟陈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见过这钱包，但因注意力集中于晓云小姐那个包夹之上，谁都没费心思推测“斌”是谁，隐隐觉得留待他日再来解密，而这回，轮到止庵出招了。 今年6月下旬我和止庵造访宋以朗，看见了钱包，他将之掂在手里，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么，但没说，直到我无意中从一堆纸条里找出谢卡草稿，止庵才道，嗯，K.D.就是李开第，即张爱玲的姑丈，他以前长住在广州，其后病逝；既然“斌”跟K.D.有关系，又是“大音乐家”，张爱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跟她见面时，她只是“十一二岁的小女孩”，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应是六十岁左右，如果她在广州生活过、如果她是音乐界的一份子，必跟广州乐团的人认识，这就是线索，我可找广州的朋友问问…… 如同侦探，向来爱读推理小说的止庵找到了答案的所在方向，替张爱玲送回第二个钱包，有希望了。 七十八岁的新娘 张爱玲买钱包送给姑丈李开弟，附了短信，仅写一行字：“Uncle K. D.：您这一向好？我八月下旬的信想已收到。?。” 终究是亲人，张爱玲对亲人自称，通常只用真名，张?，这就叫做本性。 送给李开第的小钱包是黑色的，较那个送给“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的“斌”的钱包稍显暗哑，但在折合处印着花瓣图案，似乎更为适合女子所用，我乃暗暗怀疑，张爱玲当年自己亲手或其后在遗物处理过程里，钱包曾遭不慎调乱——目前放在“斌”信封内的礼物，应是李开第的；被认为是李开第的，应是“斌”的。我这猜度，尚待宋以朗先生考证。 李开第病逝于1997年，他跟张爱玲姑姑张茂渊的爱情故事可有一说。两人相识相恋于从上海前赴伦敦的船上，后来分开了，男的娶妻，女的未嫁，直到五十年后，男的丧妻，女的仍然未嫁，男的79岁，女的78岁，终于结婚。张爱玲在美时有一段日子跟姑姑姑丈保持通信，甚至委托他们处理作品的大陆版权，其后渐失联络，姑姑先去世，然后是她，最后是姑丈，他们仨，都不在了。 然而礼物仍在。K.D.是李开第，不成疑问，而本来不知道“斌”是谁，但如前所述，止庵根据“音乐家”和“Uncle K. D.”两个关键词联想到1980年代的广州音乐界，便解了谜，猜度她是李开第的女儿李斌，乃向住在广州的传媒朋友找得她的联络电话并把号码转给宋以朗，让他决定如何踏出下一步。 事情至此，三个钱包都有物主了。如果联络得上李斌，除了交还本来属于她的钱包，当然亦可把其父的钱包送回，加上两年前的刘晓云，统统物归原主了。张爱玲十四年前的赠物心愿亦可了却。对于此事，破案者当然是陈子善和止庵，我只是刚好把他们领往宋以朗家，是个“中介平台”而已。可是，6月下旬那回在宋先生家里倒发生了另一个小巧合，让我高兴了老半天。 原来爱玲最爱的是我 话说当天在宋以朗家里，止庵看了看张爱玲给“斌”的钱包和谢卡，也没说啥，话题就转到别处，大概是谈关于《异乡记》手稿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策略，大家兴高采烈，好像要替张小姐办喜事。 宋先生大概是这样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这样的，谈得愈有兴头，他便愈有意愿从房间里掏出更多的张爱玲宝物，一旦话不投机，匆匆看过例牌式的几个东西，便送客了。所以那天宋以朗又从房间找出一个大大的牛皮纸袋，解开绳子，把袋倒转，跌出一大叠零零碎碎的纸张纸条，包括拆开了的白信封，由《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撕下来的报纸版面；正方形的memo纸；废弃的稿纸边缘……出处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变成了张爱玲的草稿纸，可见她昔年在美，随时随地想到什么，随手抓起一片半页纸张，立即执笔写下。 张爱玲非常环保？我暗暗认为，这或跟环保无关，而是她不愿错过任何于刹那间闪过脑海的意念，担心善忘，急急透过书写这种动作把它记牢。又，她是作家，对于纸张总有过敏性的怜惜，纸是亲人也是朋友，人浮于世，至少在那年头，纸张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边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现在纸张之上：那天我随手从那凌乱不堪的纸叠里抽出一页，是拆开了的信封，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定神一看，无巧不成书，最后一段写的竟然正是张爱玲写给“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正式谢卡所写的有九成符合。对于写字，张小姐确是认真严肃，连在谢卡上写几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写，还再改动一次。于是在我眼前桌上并排放着谢卡和信封，张爱玲的心思曾经在两者之间流转波动，它们展映了时间的痕迹，如同呈现一位动态的张爱玲。 两年前带陈子善造访宋以朗，送回第一个钱包；两年后带止庵造访宋以朗，找出其他钱包的主人。三个钱包都被解谜了。陈子善和止庵都很高兴，但最高兴的人，其实可能是我。因为我不仅意外地撮合了陈子善和止庵替张爱玲完成钱包遗愿，连随手在张爱玲留下的一堆草稿里抽出一张纸亦跟钱包遗愿有关，谁敢否认，我才是这次“遗愿完成仪式”的“灵魂人物”？ 我向爱捣蛋，两年前我曾对陈子善开玩笑道“依这事看来，爱玲还是爱你的”，所以两年后我特地再捣蛋一次，眯起眼睛对止庵说：“依这事看来，爱玲原来最爱的是我”。止庵没反应。我可不管他和陈子善怎么想，反正人生苦短，懂得讨自己开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