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宋元小说话本，①如同展阅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生活画卷，细民生活，市井百态，纷纷呈于目前，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流行于当时民众中的诸多民俗事项，本文重点探讨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民俗信仰。②综观宋元小说话本，所体现的民俗信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灵魂信仰；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万物有灵观念等。本文拟分而论之，以就正于方家学人。     一、灵魂信仰     从现存的宋元小说话本来看，灵魂信仰是当时民众信仰世界的主要内容之一，认为人是肉体与精神的二元存在，人生于世有生老病死，死亡便是灵魂离开了肉体而不再回来。那么，魂归于何处呢？在民众的信仰空间里，世界是二元或三元的存在，除我们所生活的阳间外，还有一个有鬼域和仙界之别的灵界，灵魂离开肉体后便归于此处。一旦脱离了肉体，灵魂便具有了超自然的神力，尤其生前较有作为之人，灵魂也将会有更大的威力，一般来讲，灵魂离开肉体后便不再回到阳世，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灵魂还会在人间频频出现，而民众对这些灵魂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     对于那些具有超常神力的灵魂，民众往往有钦敬以至畏惧的心理，他们为这些灵魂建庙立祠，上香火施以祭拜以禳灾祈福。在民众心目中，生前有能力有权威或死得轰轰烈烈之人，死后也不会平庸无为，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超自然神力，如诸葛亮、荆轲、西楚霸王、孝子王珪等。民众在阳间为这些人建庙立祠有的是因为对其生前所作所为颇为崇敬，如《夔关姚卞吊诸葛》中，诸葛亮在白帝城与夔关都有祭祀之庙，香火不断，姚卞初始对庙祝之言：“风雨之夜，闻庙中人语马嘶”③的话不以为然，后神遇诸葛亮，一席清谈终于承认灵魂的存在，这里更多体现世人对诸葛亮的仰慕与钦敬：一方面诸葛亮谋略超群，运兵如神，在刘备兵微将寡的情形之下助其据蜀三分天下；另一方面诸葛亮德行可嘉，创业未半而刘备中道崩殂后，他对继主忠心耿耿，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元话本中的“说三分”中便有以刘备为天下正统的思想，诸葛亮作为一个完美的贤相形像，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崇敬之意。     另一种灵魂信仰则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目的，之所以崇敬是因为有所求，而这种请求又可以得到现实的满足，如《羊角哀死战荆轲》中，荆轲死而显灵：“葬于此地，每每显灵。土人建庙于此，四时事祭，以求福利。”④而荆轲欺凌伯桃，羊角哀以死助战，阴灵之间展开大战，最后在人间见到的是：“荆轲庙中忽然起火，烧做白地。乡老大惊，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至今香火不断。荆轲之灵，自此绝矣。土人四时祭祀，所祷甚灵”。⑤这里无论是对荆轲的祭拜还是对伯桃和羊角哀的祭拜都不是完全出于崇敬，而是因为其“所祷甚灵”，所以人们在荆轲庙被毁之后不再重建而转而祭拜伯桃与羊角哀。体现了民俗信仰的功利化色彩。     在民众的信仰中灵魂虽然具有超自然的神力，但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比如荆轲刺秦王既是为天下之大义，也是为燕太子丹的知交小义，但他的灵魂依旧难以免俗，与伯桃挑起争端竟然是因为风水之争，“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⑥这也是时人对灵魂世界的想像之辞。《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有托梦一段，樊胜仙两次生死都为了范二郎，毫无怨言，死去之后灵魂还在梦中与范二郎做了三天的夫妻。这也是以人之常情度灵魂之情怀，使灵魂具有明显的人性化色彩。     在人们的信仰空间里，灵魂不仅具有明显的人性色彩，而且灵界行事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与人间也并无二致，基于此，虽然灵魂有超强的神力，但人与灵魂之间的冲突有时也会以人的胜利而告终。如《霅川萧琛贬霸王》西楚霸王本为弁山山神，在当地屡屡显灵，颇为神异，南齐箫猷为吴兴太守之时重修霸王祠，而且在太守蜀设置神像祭拜，也曾在关键时刻得到其帮助，后来因为继任的两个太守不祭祀，西楚霸王又显灵杀死太守，使人人自危，淫祠盛行。后萧琛为太守时，面对弁山山神的淫威，义正辞严，据理而论，令项籍之灵惭愧遁去，不敢再为所欲为，索祭乡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胜利，是因为人神行事都遵循同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在萧琛对项籍的斥责中表现非常明显：     神曰：“吾奉玉帝救命，为弁山神。”琛曰：“令汝守弁山，自合守分，润国利民，今却来理论王事，占据诸侯公厅，其罪一也。前来辄杀太守二员，其罪二也。要求祭祀，损害良民，其罪三也。牛乃国家有用之物，汝有何功，辄取大牢之祭？其罪四也。生不能与汉高祖争天下，死后妄逞神威，大无廉耻，其罪五也。据此五罪，当处极刑。尚自提剑而来，何不奋神力于垓下乎？”神乃顿首伏罪，曰：“君至言责项籍，曲尽其理，望以祭之，以图后报！”琛曰，“吾一毫之私不敢取于人，安得曲从，以图报效？汝当退去。来日听吾发落！”其神惶恐，化阵清风，飘然不见。⑦     他用来斥责山神的理论都是人间所要遵循的法则，比如遵守王法，应有廉耻之心，祭祀应有一定规格等，但这同时也是神灵应当遵循的，这时神灵虽然有神力可以杀死萧琛，但面对这些原则也只好俯首谢罪。可见在民众的信仰世界里，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中并无二致。而后来山神虽然伏罪，但还希望通过报恩之说以谋私利，但萧琛断然拒绝，体现出无欲则刚的浩然正气。     一般灵魂在离开后便不再回来，而宋元小说话本中常有鬼魂不安于死亡的命运而重回人间的描述，他们或直接出现在不知其已死的相关人面前，如生人一样生活；或灵魂附体，代死者而言；或半夜托梦，表达自己的愿望；或直接显灵，在关键人物面前道出真相。这些人常常是非命而死的冤魂，在时人信仰中，这些灵魂在生前有未竟之心愿，所以对人世有强烈的留恋之意，不肯安于阴间生活却常常在阳世显灵甚至作祟。对于这些灵魂，便要进行妥善处理，有的为他们申冤报仇，再施以宗教祭祀，便可以使其安心，重新投胎。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上吊自杀，死于非命，依旧心系生前喜欢的张胜，所以变成生前模样追求他，直到被前夫大张员外识破才被迫离开，为了安抚小夫人的鬼魂，大张员外“仍请天庆观道士做蘸，追荐小夫人”，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可能使灵魂得以安宁。《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男主人公吴山只因大病初愈后贪色寻欢，致有脱阳之症，危在旦夕，频频梦到一黄衫和尚索命，因为这个和尚也是在同一地方贪色而死于非命，后来吴山之父请僧人做道场超度了和尚，这才不作祟于人间，吴山之病才得以痊愈。     而对于作祟于人间的厉鬼，往往要施以厌胜等宗教法术予以驱除。《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喻世明言》卷二十四）中韩思厚违背昔日誓言重新娶妻，郑意娘的鬼魂屡屡显灵，附体于新夫人身上指责韩厚背信弃义，请来道士作法，道士先劝谕郑意娘，许以“做功德追荐超生”，不从后又施以厌胜法术：“若要除根好时，须将燕山坟发掘，取其骨匣，弃于长江，方可无事。”果然，“自此刘氏安然。”⑧     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灵魂最终归于何处呢？他们来到阴问，这里的主宰者是阎王，他手下有众多判官，会根据灵魂生前所为善恶做出评判，来决定灵魂该去的方向，或入地狱，或升天堂，当然大部分是喝了孟婆的迷魂汤而忘却前生，重新投胎作人。而判官评判的标准与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息息相关。     二、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     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观念，区别在于其思想来源不同，受报的主体也不同。善恶有报观念来源于《周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受报的主体有时是个人，有时是延续的家族子孙；而因果报应之说则来自佛教的观点，与佛教的十二因缘与六道轮回说紧密相联，受报应的主体不是家族子孙，而是在六道中轮回的个体，强调自作自受。当时的宋元小说话本中有一些是明显的佛教劝世小说，如《花灯莲女成佛记》，体现的报应观念是佛教的自作自受，但大部分民众信仰中的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对此似乎并没有明确区分，他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报应本无私，作了还自受”，并以此来劝诫世人行善积福，不可欺心妄为。     时人信仰中本来有俗信化的宗教信仰倾向，佛教和道教在当时都有影响，尤其道教成仙之说更为流行。宋元小说话本中多有因种种因缘而位列仙班，有时白日飞升，有时尸解而去。《张孝基陈留认舅》（《醒世恒言》卷十七）中，张孝基把偌大的一个家业赠给了妻弟，所以“孝基年五十外，忽梦上帝膺召，夫妇遂双双得疾”，⑨尸解成仙，为嵩山山神。《喻世明言》卷三十八《任孝子烈性为神》中任珪因死得壮烈，死后得为牛皮街土地神。《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喻世明言》卷三十三），典型的仙话小说，仙人混迹于凡间，娶凡间女子为妻，只是女了并非普通之人，也是谪仙人，前世为天上玉女，因思凡而被贬下世，只在人间一世而又被点化成仙。这里对仙人世界的想像，比如韦义方只在张公仙府桃花庄里一天，但人间弹指已过二十年。而韦义方“本合为仙，不合杀心太重，止可受扬州城隍都土地。”，可见在民众的信仰世界里，上界仙人的等级更高，土地山神之类为低级神阶，受仙人管辖。而韦义方本应位列仙班，因杀心太重受到报应，只能降级而为土地神。《花灯莲女成佛记》（清平山堂话本）中张待诏夫妻因供奉无眼婆婆，看经念佛最终坐化而去，修成正果。     因果报应观念在宋元小说话本中几乎无处不在，贪财恋色，不行善事，种种不良行为都可能招致恶报：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警世通言》第三卷）中吴山因为贪花恋色，差一点送命，后引以为戒，“人生在世，切莫为昧己勾当。真个明有人非，幽有鬼责，险些儿丢了一条性命。”⑩《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喻世明言卷二十四）中韩思厚也因为不遵守自己的誓言重新娶妻而受到报应，葬身于滚滚长江之中。《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等都是因贪恋美色招致精怪缠身；而重义轻财，念经敬佛，种种善事也会带来好的果报，前文已举种种，不复赘述。     善恶有报观念有一定的劝世效果，令人对结果心存畏惧，如《错斩崔宁》中的小偷后来的静山大王因为无故杀死刘贵，冤死二姐及崔宁，心内常常不安：“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这两桩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早晚还要超度他，也是该的。”而他的妻子正好是刘贵的大娘子，后来到官府出首现任的丈夫，也是因为“是我不合当初执证他两人偿命，料他两人阴司中，也须放我不过。”(11)因为她曾眼见着静山大王杀死家人老王，也知道他曾打家劫舍，但还是一心一意地和他过日子，一旦知道他是杀夫的真正出手后才去官府揭发，可能还是有害怕因果报应的因素在里面。     宋元小说话本也有与因果报应观念相对立的宿命论思想，也就是不管今生所作所为，人的命运已然确定，人所做的只是照既定的轨迹走下去而已。所谓万事皆由命，半点不由人。比如郑信在未发达之前，张员外在东峰岱岳亭子里休息时梦中见到东岳神仙炳灵公确定他会有五等诸侯之贵，连郑信与日霞仙子的婚姻也是“夙缘”，一旦三年期满，便会“仙凡路隔”，永无相见之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力在这里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蓝桥记》亦是如此，裴航仰慕同船的樊夫人，以诗求达，樊夫人拒绝，但说明以后二人会有小小姻缘，并赋诗一首预示了裴航以后的情感命运：“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岖上玉京？”后果然在蓝桥驿因为讨水而遇神女云英，因为玉杵臼捣仙药的机缘结为夫妻，而妻姐便是昔日同舟的樊夫人，也是前生命定。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陈氏之妻被梅岭之猢狲精掠去，也有仙人预言：“争奈他妻有千日之灾，”虽百般防范，亦防不胜防，妻子如春还是被妖精掳去，满了千日之灾的预言后才由仙人施法救回，其间陈辛自己也曾百般努力，只是不能成功。人命算不过天命。这里善恶有报的观念似乎不明显，其实缺省的话语背景是有前世因果在其中。作为佛教劝世小说，《陈可常端阳仙化》（《警世通言》卷七）比较明显。陈可常科举落第，愤而出家，道行坚定，承郡王爱赏，连续两年到王府走动，被诬陷与王府歌女新荷有奸情，在真相大白之日安然坐化，留诗一首，说明所有一切都是“前世宿债”所致，而自己是五百罗汉之一。《花轿莲女成佛记》中莲女在花轿中坐化成佛也因为前世因缘，是无眼婆婆后身而已。所以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宿命论思想其实与因果报应观念也是一脉相承的。     三、万物有灵观念     宋元小说话本中有一类精怪小说，集中体现了时人的万物有灵观念。在这里，山精水怪，狐魅蛇妖都可以幻化为人形，出人言行人事，如河鳗可以开口说话而且预示人的吉凶祸福（《计押番金鳗产祸》《警世通言》卷二十），仙鹤可以化为人形与人作夫妻，黄鹿可以作祟阳世之人，（《福禄寿三星度世》《警世通言》卷三十九）野狐可以变化人形，作弄世人（《小水湾天狐诒书》《醒世恒言》卷六），但这些精怪远远不如《聊斋志异》中的精灵可亲可爱，他们往往具有较明显的妖性而缺乏人性之美。     在时人的想像中，这些精怪身为异类，大都贪淫好色，残酷无情，《西湖三塔记》和《洛阳三怪记》中的女妖一为白蛇精，一为白猫精，她们变化为美妇人的形象，待客彬彬有礼，给男主人公以雍容典雅，美丽大方，主动大胆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感觉，     “婆婆引着奚宣赞到里面，只见里面一个着白的妇人，出来迎着宣赞。宣赞着眼看那妇人，真个生得：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西湖三塔记）     其实喜新厌旧，反脸无情，当奚宣赞刚到之时爱若珍宝，而半月之后已经弃若弊屐：     只见一人向前道：“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换旧人？”妇人道：“也是，快安排来与宣赞作按酒。”只见两个力士捉一个后生，去了巾带，解开头发，缚在将军柱上，面前一个银盆，一把尖刀。霎时间把刀破开肚皮，取出心肝，呈上娘娘。惊得宣赞魂不附体。娘娘斟热酒，把心肝请宣赞吃。     ……     说犹未了，只见一人来禀覆：“娘娘，今有新人到了，可换旧人？”娘娘道：“请来！”……娘娘请那人共座饮酒，交取宣赞心肝。(12)     对于宣赞的苦苦哀求根本无动于衷，尽显无情本色。古本小说《红白蜘蛛》中只存一页，在《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醒世恒言》卷三十一）中有全本，应该是经过修定的，这里的精怪是红白两个蜘蛛精，它们是在一种恐怖气氛中出现的：井中有黑气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放人下去探看，再拉起来时竟然是累累白骨。两个蜘蛛精一个为日霞仙子，一个为月霞仙子，情同姐妹，竟然会为了一个男人反目成仇，以性命相拼，这些都显示了精怪残忍冷酷，寡情少义的非人性化特征。     但个别篇章中也赋予精怪一定的人性，上文所提到的《红白蜘蛛》中日霞仙子对郑信的确情有独钟，对一对子女也尽显母亲的温情。临别之时，将两个孩子托付给郑信，并说：“看妾今日之面，切勿嗔骂”，只一句，母爱的包容与温情跃然纸上，但这些描写在宋元小说话本中比例不大。     在世人的信仰空间中这些精怪大部分都是令人恐怖的，所以话本小说在叙述时也烘托了一种神秘诡异、阴森可怖的氛围：     “见柱子上缚着一人，婆子把刀劈开了那人胸，取出心肝来。……婆子将那心肝，两个斟下酒，那婆子吃了自去，娘娘觉得醉了，便上床去睡着。”(13)     半夜同床的妇人会悄悄起身，取人心肝下酒来吃，吃完后再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在时人的想像中，精怪把人剖腹取心肝下酒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上文所引的《西湖三塔记》中也有吃昔日爱人心肝的描写，而《定州三怪》中千年骷髅精因为被崔衙内打弹子到眼睛里，所以恨恨地说：“我若捉得这厮，将来背剪缚在将军柱上，劈廖取心。左手把起酒来，右手把着他心肝；吃一杯酒，嚼一块心肝，以报冤仇。”(14)     如果这种可怖的描绘尚在人的想像之中的话，有些场景则超出人的想像之外，充满了神秘诡异的气息：正在与人同行，伸手想捉矮墙上的一只小鸟，刚抬起手，竟然被人掀入墙里面，而且正好是前次遇到妖怪之处；好好在道观钓鱼，没想到会有一个婆子口衔鱼钩破水而出；射中一只乌鸦，掉在地上竟然变成一个老婆婆；本想喝酒，因为酒色偏红，所以在酒缸前竟然看到了血水浸浮米；半夜到河畔竟有怪人向己哭诉，倏忽不见，想像丰富，考验人的精神承受能力，真是匪夷所思，令人毛骨悚然。     宋元小说话本的这些描写与后世《聊斋志异》中精怪世界多温馨美好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当时说话人与听话者的立足点是人类的社会，以此观照异类之生活，所以不仅虚幻不实，而且多有恐怖之事，在作者（民众群体）看来，现实即是理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才是最美好的，而在聊斋中，因为作者对现实已经失望，所以便把自己的理想社会建构在虚幻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的精怪神灵便也有理想化的色彩，他们处处以污浊黑暗现实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也表明当时的民俗信仰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想像的立足点是人世间而非另外的异度空间。     因为精怪时时显灵，显示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民众在想像中对他们有较强的畏惧心理，有时会建庙祭拜以祈福禳祸，如《洛阳三怪记》中所记：     只见庙中黄罗帐内，泥金塑就，五彩妆成，中间里坐着赤土大王，上首玉蕊娘娘，下首坐着白圣母，都是夜来见的三个人。惊得小员外手足无措。问众人时，原来是清明节，当地人春赛，在这庙中烧纸酌献。(15)     一般来讲在信仰世界中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对他们保持了一定的敬畏之情，互不打扰，两两相安，但一旦精怪作祟人间，人们一般会通过佛道法术加以驱除惩治，如《洛阳三怪记》和《西湖三塔记》中最后都是道士出面，烧符念咒，作法惩治了精怪妖孽。而《西山一窟鬼》，（《警世通言》卷十四《一窟鬼瘌道人除怪》）中，也是一个化身为庙祝的道教甘真人，焚符作法请来神将，清除群鬼，换来太平人间。     灵魂信仰、善恶有报观念、万物有灵观念都是民俗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虽然在叙述中将其分而论之，事实上在话本小说中它们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有时是互相渗透，如水乳交融般一起的，如《小水湾天狐诒书》(16) （《醒世恒言》卷六）之入话便是黄雀衔双玉环报恩的故事，而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则是王臣赴京师途中在树林中见两只野狐相对看书谈笑，便以弹弓击中二狐，拾得它们所看古书一部，后野狐屡次来索要都不肯奉还，结果被两只野狐设计作弄令家产损失大半。民众的态度在小说中有所表露，当王臣叙述完被作弄的过程后，妖狐所化的王宰说：     “这却是你自取，非干野狐之罪。那狐自在林中看书，你是官道行路，两不妨碍，如何却去打他，又夺其书？及至客店中，他忍著疼痛，来赚你书，想是万不得已而然。你不还他罢了，怎地又起恶念，拔剑斩逐？及至夜间好言苦求，你又执意不肯，况且不识这字，终于无用，要他则甚！今反吃他捉弄得这般光景，都是自取其祸。”(17)     这些应是当时民众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相信善恶有报，万物皆有灵性，人应当谨慎自己的言行，做到不欺人不欺心不欺天，这样才能活得心安理得，无论在阳间在阴世还是对于子孙后代，总有好报。由此也可以看到民俗信仰具有明显的功利化色彩，常做善事有时也有求善报之意，不做恶也因为心中有强烈的畏惧心理，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异物有灵。     综而论之，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展现了时人的精神世界，客观而言，其精神境界并不高尚，有时甚至有些卑微和庸俗，比如对施恩图报，偷窃试题、考试作弊、转嫁灾祸等津津乐道，但它是自然而且真实的，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当时的民众与社会。     注释：     ①据1979年西安市文物管理会清理出的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最后一行尾题作“新编红白蜘蛛小说”，表明这种短篇话本的通名是“小说”。本文所考察的对象是宋元时代的这种短篇话本。关于话本小说的断代，本文参照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和陈桂声《话本叙录》（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年）。     ②当前学术界把各种各样的民俗事象分为口头民俗、风俗民俗和物质民俗三大类，本文所探讨的民俗信仰属于风俗民俗范畴，民俗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     ③④⑥⑦（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0、140、140、167页。     ⑤（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7页。     ⑧（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08页。     ⑨（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54页。     ⑩（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4页。     (11)（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705页。     (12)（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卷一《西湖三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13)（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卷一《洛阳三怪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14)（明）冯梦龙编：《警世通言》第十九卷《崔衙内白鹞招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68-269页。     (15)（明）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卷一《洛阳三怪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16)胡士莹认为是元话本，见《话本小说概论》第九章《元代的说书与话本》第四节《元代的话本》——《流传者》，第二百九十五页。     (17)冯梦龙编：《醒世恒言》第六卷《小水湾天狐诒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