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钱谦益以诗文享有盛名，时有“海内文宗”之誉。易代鼎革，钱谦益之作为虽颇多争议，但其博览群籍，著作宏富，却每为人所称道。他精于史学，旁通内典，诗论亦精辟深刻，对于清初诗坛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有关钱谦益的研究，很少有人提及他与文言小说的关系，钱谦益的创作也似乎从未涉足文言小说。笔者曾经将钱谦益的“香观说”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司文郎》中“以鼻观文”论进行比较，认为两者有一定渊源关系。而其《列朝诗集》收录的具有文言小说特征的神鬼二十三则小传，更佐证了这一判断。     一、《列朝诗集》的神鬼小传是文言小说     钱谦益《列朝诗集》编撰于明清之际，编撰体例仿元好问《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传”。撰者几乎为每一位诗人写有小传，内中有关诗歌创作的评论，精辟独到，是研究明代诗文的重要资料。康熙三十年(1698)，钱谦益的族孙钱陆灿曾辑录《列朝诗集》中的诗人小传单独刊行，是为《列朝诗集小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中，增录了原书不录、另据《列朝诗集》辑录出的有关神鬼内容的小传二十三则，即《徐仙》、《霍山岩壁仙》、《瑶华洞仙女》、《苏小小》、《薛涛》、《桃花仕女》、《郑婉娥》、《华亭故人》、《吴师禹》、《王秋英》、《梁山老人》、《晚翠亭诗》、《沙上鬼诗》、《墓鬼诗》、《永福溪鬼诗》、《续鬼诗》、《花神诗》、《王士龙》、《云贞》、《周贞环》、《陶楚生》、《妖鼠诗》、《鹦鹉诗》①。或只言片语，或偶记琐闻，皆语涉幻怪灵异之事。除《云贞》、《周贞环》过于简略外，其余各篇小传，均可视之为文言小说，兹选篇幅短小者以为佐证。如《霍山岩壁仙》：     永乐十三年，修通志，采取事迹，龙川诸生古琏李选往霍山，见岩壁有诗题“人间富贵”云云。既而邑人李贵奇闻而往视，不见前题，别有句“八表烟霞”云云。合之乃绝句，知为仙人笔也。虽无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其神异处实可与《红楼梦》中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之顽石媲美。《列朝诗集》中有此类丛残短语，钱陆灿辑《列朝诗集小传》不录，可看出辑者对此类记述的态度。     二、钱谦益与通俗文学简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清之拟晋唐小说及支流”一章，简述了明代文言小说创作与发展的流程。他指出瞿佑《剪灯新话》：“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而风始衰。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②虽然明代文言小说在发展历程中有一段低谷，但自嘉靖以后，明代文言小说又复兴盛，诸多文人参与其中，创作之风直至明末仍不衰减。明代文言小说创作，早期即有宋濂、刘基、林鸿等人参与其中，宋濂的人物传记，刘基的寓言性质的笔记小说均收入其文集，在明代开风气之先。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作为文言小说，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之先河，更有其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明代通俗长篇小说创作亦取得辉煌成就，以明代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小说作品赢得了众多读者，明代都察院甚至刊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长篇通俗小说。尽管小说不居于正统文学的地位，但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钱谦益作为一代文宗，不可能不关注小说的创作。从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我们可以了解到钱谦益其父“晚读二十一史，钩摘其奇闻异事，撰《古史谈苑》三十四卷”。钱谦益“五六岁看演《鸣凤记》，见孙立庭袍笏登场，遂终身不忘”；十五岁时“喜读《吴越春秋》，作《伍子胥论》，又作《留侯论》，盛谈其神奇灵怪”③；“少读《世说新语》，辄欣然忘食”④。可见，钱谦益与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大有渊源。邹式金《牧斋有学集序》称其为文：“游之八大家以通其气，极之诸子百氏稗官小说以穷其用”⑤。钱谦益的文章广征博引，诗文中就曾大量引用后世视为小说的典故。他甚至以小说传奇之变来评价徐仲光的作品，其《戏题徐仲光藏山稿后》称：“仲光之文，本天咫，搜神逵，纪物变，极情伪。其雅且正者，如金石，如箴颂。其变者如小说传奇。其喜者，如嘲戏。其怒者，如骂鬼。其哀者，如泣如诉。其诡谲者，如梦如幻。”⑥通过其所撰《李笠翁传奇叙》，我们亦可了解钱谦益对通俗小说的熟稔：“古今文章之变，至于宋词、元曲而极矣。词话之作，起于南宋。于时中原板荡，逸豫偏安。遗民旧老，流滞行都。刺取牙人驵侩、都街行院、方俗闾巷、傲美猥亵之语，作为通俗演义之书。若罗贯中之《水浒》，恢诡谲怪，大放厥词。悲愤讽刺，与龚圣与三十六之赞，相为表里。”⑦钱谦益熟悉《水浒传》等小说以及笠翁传奇，并卓有识见，对小说创作悲愤讽喻、托寄胸臆的认识尤为深刻。我们通读《列朝诗集小传》，可知钱谦益对明一代文人诗文创作、传奇戏曲之创作、小说创作均有广泛的了解。他与金圣叹有过接触，推崇李贽为异人，与汤显祖、冯梦龙、公安三袁也有过从。诗人小传中既有小说家、也有小说理论家，钱希言、瞿佑、李昌祺、汪道昆、李开先、梁辰鱼、汤显祖等皆载于其中。     三、钱谦益意在以稗补史，无意而成文言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不断发展演进的文体形态，在尚未独立分离之前，本就依附于经史子集。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激发了后世小说家无限的创作灵感。神话故事的历史化，更成为人们构建史统的源头。从《左传》、《史记》等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搀杂的小说家之言。诸体小说对史家的依赖，使我们看到创作者往往标举其作品与正史的紧密联系，或是表白小说微言大义，或是强调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瞿佑的《剪灯新话》被高儒《百川书志》归入史部小史。瞿佑、李昌祺等人创作传奇小说，均认为小说有补于世、有裨于时。辛文房《唐才子传》为唐代诗人作传，其中亦多搀杂小说家之言。但辛文房对待神鬼诗的态度与钱谦益不同。《唐才子传》卷一○云：“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然影响所托，理亦荒唐，故不能一一尽之。”⑧辛文房与钱陆灿对待神鬼诗的态度是一致的。神鬼诗当为隐姓埋名的文人所作，在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之后，曹寅于扬州主持刊刻的《全唐诗》卷八六四录“神诗”一卷，卷八六五、卷八六六录“鬼诗”两卷，卷八六七录“怪诗”一卷，多采录灵怪之诗，并于诗前写有小传。《全唐诗》之编纂很可能是受了《列朝诗集》的影响。     钱谦益为什么会在《列朝诗集》中集中写神鬼小传呢？可能就是续补史家的观念所促成。《列朝诗集》仿《中州集》之例：“选定为一集，使一代诗人精魄留得纸上。”⑨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神怪之传留存其文集中，也反映了钱谦益以稗补史的观念。《郑氏清言叙》云：“余少读《世说新语》，辄欣然忘食。已而叹曰：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迁、固之后，变史法而为之者也。”“以说家之为史者，自临川始。”“而余则谓《世说》，史家之书也；续且补者，以说家窜窃之则陋。”⑩可见“说家之为史者”，是钱谦益早有的史学观念。他于《建文帝年谱序》中又云：“实录废则取征草野之书，传闻异则占决父老之口，梵宫之转藏，教坊之册籍，旅店市傭之留题断句，无不采集，无不诠表，亦足以阐幽潜，劝忠孝矣。”(11)《启祯野乘序》则云：“史家之难，其莫难于真伪之辨乎？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12)史家重实录，而实录废之时，则取征于“草野之书”，“传闻异则占决父老之口”。正是基于这种思考，钱谦益于《列朝诗集》中录神鬼小传二十三则。其意图是续补于史，而并非有意识创作文言志怪小说。钱谦益撰写的神鬼小传决定了其取材须求诸稗官小说。《金姬传》是杨仪以元末张士诚的史实为背景而创作的一部小说作品。钱谦益在《书杨仪金姬传后》中明确地说：“余尝删削杨梦羽《金姬传》，存其近是者若干言，附于《平吴录》之后。今年采辑伪周事略，乃知其尽诬也。”这就说明了钱谦益以小说补史确有意图。他相信小说家之言，用以佐证史实，结果随着资料的丰富，才发现牴牾。所以，他在同一文章中指出：“梦羽他著述多子虚亡是之谭，人皆知之。此传载伪周始末，缘饰形似，懼其为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13)     以稗补史的观念使神异灵怪的小传进入诗集，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言小说本身就脱胎于史官文化，未脱离历史文体的形态与叙事方法。文言小说效法史传的体制与叙事方法，杂史、列传、志人、志怪、唐传奇、明清文言小说一脉相承。这就使得钱谦益撰写的神鬼小传具备了文言小说所当具有的特征。     四、神鬼小传承前启后，有其故事渊源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中第一篇《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曾言：“臣谦益所撰集，谨恭录内府所藏弆御制文集，冠诸篇首，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其他稗官小说，委巷流传，及掇拾乱真者，皆削而弗敢载焉。”(14)为朱元璋写小传能够遵循上述撰写原则，可是写其他人的小传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汪侍郎道昆》中引广陵陆弼记一事，即讽汪道昆不知苏轼是何人而被人所笑的记载，这是小说家之言。此故事后被吴敬梓移植于《儒林外史》，变成范进的笑话。《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夏少师言》引杨梦羽所记夏言祈梦九鲤仙，得“问舟子”诗谶一事，自然也是小说家之言。上述人物小传中有小说的内容，通过资料查阅，我发现这些小传与明清之际的文言小说大有渊源，可谓承前启后。《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有《华亭故人》一篇，先录于下：     吴元年，国兵围姑苏。上洋人钱鹤皋起兵援张氏。华亭有全、贾二生，慷慨谈兵，参与谋议。事败皆赴水死。洪武四年春，华亭士人石若虚出近郊，遇二生于途，忘其已死，班荆酌酒，二生各赋一诗。诗就悲歌叹息，挥手别去，不知所之。此故事见于瞿佑《剪灯新话》中《华亭逢故人记》：     吴元年，国兵围攻姑苏，未拔。上洋人钱鹤皋起兵援张氏，二子（全、贾二子）自以严庄、尚让为比，杖策登门，参其谋议，遂陷嘉兴等郡。未几，师溃，皆赴水死。洪武四年，华亭士人石若虚，有故出近郊。素与二子友善。忽遇之于途……(15)两相比较，钱谦益之《华亭故人》可称得上是瞿佑《华亭逢故人记》之简本。小传的体例决定了钱谦益笔下的故事不可能像《剪灯新话》那样有鲜明的小说特征，但因其浓缩了情节，虽然短小，却自成体系。《薛涛》、《郑婉娥》等篇也均是这种情况。《薛涛》见于《剪灯余话》卷二《田洙遇薛涛联句记》、《情史》卷二○情鬼类《薛涛》、《艳异编》卷四○《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七《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的入话。《郑婉娥》见于《剪灯余话》卷二《秋夕访琵琶亭记》、《情史》卷二○情鬼类《郑婉娥》。《苏小小》录自杨仪《骊珠杂录》，《晚翠亭诗》则录自叶子奇《草木子》。《鹦鹉诗》中鹦鹉与料哥比诗、不忘旧主的故事，亦有渊源，篇中引邵伯温《闻见录》云：“泸南有鸟，名秦吉了，夷酋欲货取之。秦吉了曰：‘我汉禽也，不愿入蛮夷山。’遂绝食而死。”明代姜南《风月堂杂识》中“鹦鹉诗相似”也有鹦鹉诗记述。史弥远杀韩侂胄，有诗：“清晓官来录簿时，不曾吹彻玉参差。旁人不忍听鹦鹉，犹向金笼唤太师。”郭浩题陇州鹦鹉诗，则感于红白二鹦鹉谢恩明皇之事，讽张邦昌、刘豫不如禽鸟。诗云：“陇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断肝肠。耳中不忍听鹦鹉，犹在枝头说上皇。”(16)《王秋英》故事，见于《耳谈类增》卷二三《王玉英》、《情史》卷一六情报类《王玉英》、《亘史》外篇卷一《韩鹤算》、《续艳异编》卷一三《王秋英传》、《静志居诗话》卷二四《王秋英》、《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三《瘗遗骸王玉英配夫，偿聘金韩秀才赎子》等(17)。通过文字的校勘，钱谦益笔下的《王秋英》故事与《亘史》外篇卷一《韩鹤算》最为接近。《亘史》为潘之恒所作，钱谦益与其有过交往。《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潘太学之恒》载：“晚年访余津逮轩，酒间唱酬，率意涂抹，无复持择。”(18)因此可推断钱谦益笔下《王秋英》故事当源于《亘史》外篇卷一《韩鹤算》。《桃花仕女》中呼古画中仕女捧觞，相似故事见于《闻奇录》载唐进士赵颜唤画中人真真之故事。钱谦益笔下人鬼联句亦与《聊斋志异》中一些故事异曲同工，如钱谦益《晚翠亭诗》中危素得诗二句“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危素既而自评：“语太幽，殆类鬼作。”此类记述亦见于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三，但人物有所不同，作诗者是元代诗人范德机 （梈），其他情节相同。《聊斋志异》中《连琐》一篇的连琐与杨子畏的联句亦与之类似。连琐吟：“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杨子畏续：“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危素与连琐的诗句均以深夜凄风、冷雨流萤营造诗境。     除上述而外，钱谦益文集中也载有文言小说特征的作品。《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万世尊》，此记述亦见于《初学集》卷八六《记峨眉仙人诗》。瞿佑《剪灯新话》中《联芳楼记》所记薛兰英、蕙英之事则于《列朝诗集小传》亦有其传，另见于《情史》卷三情私类《薛氏二芳》。或许有论者认为灵异之事见诸传记，是钱谦益迷信观念使然。如他与金圣叹仙坛倡和诗十首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皆可为证。但笔者以为钱氏一些传记所表现出的文言小说特征及其属性是最好的诠释。     五、钱谦益笔下神鬼小传的内容及艺术风貌     钱谦益《列朝诗集》中所写小传是为存有明一代之诗史，“论次昭代之文章，搜讨朝家之史乘”；他所做的工作乃“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皇明，发挥才调。”(19)以明诗存明史，以史家之义例进行明诗史的写作是钱谦益之著述本意。但神鬼小传的内容神奇灵异，又取材于稗史小说，这就使其具备了小说的特点。通过小传与故事出处的对勘，我们可以发现钱谦益笔下神鬼小传有其独特之处。他不是将故事简单地复制，而是要通过小传让读者了解诗歌的创作之旨，深化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他出入于稗史小说，以其渊博的学问、简洁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神鬼小传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备典故”、“汰冗长”的记述神异之事，虽然无曲折离奇而又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但他却将征引的故事作了颇为妥当的处理。文笔简洁，语言凝练，富于表现力，体现了钱谦益作为文人的理想与思维。他熟谙小传之体，驰骋笔力，施展才思，不满足于故事的简单再现，而是叙事交代与人物对话皆从容不迫，呈现出钱氏风采，可满足文人的阅读兴趣。如《薛涛》中“一美人延伫花下，目成笑语”的叙述，虽寥寥数语，但桃花盛开中田洙与薛涛的相逢情景宛在目前，尤其是“目成笑语”四字更给人无限美好的遐想，可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钱谦益笔下神鬼小传虽短，却都首尾齐备，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在短小的篇幅中仍具备小说的要素。人仙、人花、人鬼之故事模式，我们均能得见；故事驰骋想象，打破生死以及时空的界限，愈显迷离奇幻。如《瑶华洞仙女》中林鸿于瑶华洞天遇仙女芸香，挥翰赋诗；《桃花仕女》中画中桃花仕女为葛棠歌诗侑觞；《王秋英》中韩梦云于石湖山掩遗骼，与已逝丽人王秋英相恋生子。     钱谦益与纪昀的创作观念有相似之处。即二者均为学问渊博、阅历丰富、有文学才华之大家，所撰小说都具备笔记杂录的特征。记叙见闻，短小隽永，不失雅正旨归。纪昀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指责其“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20)以传奇之法创作志怪小说，故事曲折委婉，恰恰是《聊斋志异》艺术上的突出特征。而这一特征是钱谦益文言小说所不具备的，故而非蒲松龄才子之笔，而是长于叙事的著书之笔。前代志人、志怪小说的创作风格对钱谦益是有影响的，钱谦益处于明代文言小说与清代文言小说创作的中间环节，通过他文、传中堪称文言小说的作品，可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文言小说自明入清历程的发展轨迹，窥测通俗小说、文言志怪小说对于正统士大夫文人的影响。     “以诗系人，以人系传”，诗集小传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要以诗文创作联句、吟哦作为描写的内容。但我们从小传中，似乎也能体会到钱谦益的块垒之愁：一种难以排遣的苦闷在神鬼小传中得到曲折表达。《墓鬼诗》、《续鬼诗》二传均四五十字，但其中二鬼在“墓底幽人万虑空”的境况之下，“独有诗魂消不得”，或是求访文士，或是苦苦求索，耐人寻味，令人感慨。《华亭故人》之中的贾、全二士，《鹦鹉诗》中的秦吉了都可窥见钱谦益所要表达的故国情怀以及华夷之辨。《王士龙》中洁身爱民的王士龙说：“吏剥民财，如割人肉啖口，结纳权贵，鬻贩好官，死锢北酆，余殃累世。且吾之性悠忽旷荡，如云霞风月之不可囊橐揽贮，而鸿雁鸾鹄之不可以樊笼绁羁也。”道出了对吏治腐败、卖官鬻爵社会现实的不满。     诗集小传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王秋英》中的王秋英形象就十分鲜明生动。王秋英感激韩梦云掩骸之恩，荐以枕席，并赠诗于生。寒食之节与祭奠之韩生相见，谓生曰：“妾怀君之子，将免身矣。请从君而返。”后产一男孩，复谓生：“儿为鬼子，里人观者如堵，恐不便于君，妾当归楚，寄儿楚人，后十八年图相见也。”后全家团圆，王秋英与韩梦云缘尽，挥泪而去。整篇故事情节完整，安排合理，且惜墨如金，无夸饰之词，人物皆呼之欲出。     诗集小传具备“幻中有真”的艺术特征。《花神诗》将人的生活习性、自然物的物性以及超自然的神性紧密结合，使读者既感到故事的扑朔迷离，又觉得合乎逻辑和情理。将迎风绽开的牡丹幻化为靓装绝代的丽人，她为春光易逝而叹息，伤春实际上是对美好青春永驻的渴望。翩翩未去的黄蝶是潇洒并擅长舞蹈的黄衣少年，他歌咏着春天的美好。正当人们陶醉于故事之中时，螳螂也就是绿袍危冠、踉跄而至的文羌校尉却破坏了这一欢聚。人性、物性、神性的完美结合，使得这篇小传极富于吸引力，绝不逊色于《聊斋志异》中一些短篇故事。     综上所述，可见钱谦益受明代文言小说影响之深，这一文学现象不应忽视。     注释：     ①(14)(18)(1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786-796页，第1页，第631页，第 819-820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 165页。     ③④⑤⑥⑦⑨⑩(11)(12)(13)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八册第931页，第二册第 881页，第八册第952页，第六册第1605页，第七册第528-529页，第236页，第二册第882页，第五册 684页，第686页，第二册第760-761页。     ⑧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19页。     (15)瞿佑：《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 20页。     (16)《历代小说笔记选》第一册，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本，第139页。     (17)王秋英之事考证详见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327页。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54-859页。     (2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