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至今无法考定，但于江户时期传人，则是没有疑义的，更具体些，就是此书在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首次付梓不久即传入日本，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这期间虽然一直受到欢迎，但在不同时期，接受的主体、接受的方式以及接受的程度，则有很大的不同。考察、回顾这二百来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接受史，对于了解该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于对《聊斋志异》本身进行文本的分析研究，都是有益的。而二战以后《聊斋志异》的传播和研究，更是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值得大书一笔。     首先表现在翻译方面，在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的是柴田天马。早在二战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了《聊斋志异》的翻译。那部共收有34篇译文、出版于大正八年（1919年）的《日译聊斋志异》，只是其翻译出版《聊斋志异》活动的开始，他的翻译工作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主要的翻译成果集中于二战以后的40年间。计有10册本《全译聊斋志异》（1951-1952年）、6册本《定本聊斋志异》（1955年）、2册本《易读聊斋志异抄》、6册本《完译聊斋志异》和7册本《完译聊斋志异》（均先后出版于1955-1956年）、4册本《定本聊斋志异》（1967年）、4册本《完译聊斋志异》（1969-1970年）、普及版1卷本《聊斋志异》（1987年）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将《聊斋志异》介绍给日本广大读者方面，柴田天马功勋卓著，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译本都以青柯亭本为底本。毫无疑问，青柯亭本在《聊斋志异》的版本系统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本子，但在已经发现了多种手抄本并有了张友鹤的三会本之后，就应该以更接近原作面貌的作者手稿本和其他手抄本为底本。     所以，这个时期更值得关注的还是以青柯亭本以外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为底本的译作的先后问世：1958年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21、22册）中所收本子以蒲氏手稿本为底本，手稿本没有的采用青柯亭本为底本，由增田涉、松枝茂夫、藤田祐贤和大村梅雄合译。这些译文后来又以四大奇书本全译本的名义出版，并广泛流传。而以上述《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为基础的新版本《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则是以张友鹤的三会本为底本的全译本，1970年出版。到了1988年，中野美代子也从铸雪斋本翻译出14篇，取名《聊斋志异》，列为“巴贝尔图书馆”的第10种，由图书刊行会出版。     在这期间还有一种译本值得一提——专收《聊斋志异》中童话故事的单独选本，主要有：藤田祐贤翻译11篇，列为盛光社《中国古典名作全集》的第9种，1967年出版；由丸山松幸、竹内良雄合译28篇，1977年由さらぇ书房收入《献给少男少女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第13种。     总之，据不完全统计，战后50余年间，日本的《聊斋志异》各种选译、全译本不下几十种，数量是战前近二百年总和的数倍。可见日本民众和汉学界对此书的喜好和重视。     其次是改编，这方面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是歌人释超空门人霜川远志所做出的贡献。他将柴田天马翻译的10册本《全译聊斋志异》中的59个故事，改编成96集广播剧，从1952年12月25日到1953年12月27日，在东京广播电台播出，得到很高的评价。     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嫦娥》改编的同名话剧，也在1953年9月上演。由于改编时既能很好领会原作中嫦娥和颠当这二位女性的人情味，又掺入了改编者自己的许多解释，故而被誉为是有优美诗情、场面壮观、很有古典戏剧风味之作。到了1971年，由桃园社出版的《脱胎换骨的聊斋志异》共发表短篇小说15篇，是一部没有翻案①味的短篇小说集。     第二是多才多艺的评论家兼小说家栗田勇代在这方面的努力。1967年他创作的三幕剧《爱奴》，由江田和雄主演，获得极大成功。同年它被搬上银幕，由羽仁进监制，在日本的年青一代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并参加了第1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不久，他所写的同名小说也由三一书房出版。而短篇小说集《爱奴谱系》于1968年由又叶社出版。该书包括7个短篇，其中的女性都来自《聊斋志异》，而且都与小说《爱奴》中的女性相同——作为性的象征。她们是盛开于现代黑暗之中的金色之花，是乱舞于生死之间的官能之女。由于栗田勇代这个受到来自法国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派诗人和作品影响的作家的出色创作，使《聊斋志异》的世界呈现出一种恍惚于现代之中的姿态，这是日本文学中从未表现过的世界，是明显受到《聊斋志异》影响而创作的特异之作。     第三是芥川奖的获得者安冈章太郎。他从读太宰治的《清贫谭》开始接触并立即喜欢上《聊斋志异》，后来创作了独特的《我说聊斋志异》，1975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有意思的是，同为芥川奖获得者的森敦也对《聊斋志异》十分着迷，写出《我家版聊斋志异》。他用柔软笔致轻妙地再现了《聊斋志异》中的19篇作品，并请现代日本绘画界三大高峰之一的高山辰雄作了独特的蜡笔画插图，1989年由潮出社出版。     以上说的是文字方面的改编。在美术领域，《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同样是画家笔下喜欢表现的题材。以漫画来说，日本著名的漫画界巨匠清水昆先是以为前述柴田天马的《易读聊斋志异》画了46幅插图而著称，后来又以其精湛的漫画杰作在《漫画读本》连载。而与清水氏同名的小岛功也在《漫画动作》上连载其画作，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聊斋志异》原有的艳情特色。作为前卫漫画家著称的杉浦茂，其《漫画聊斋志异》也以全3册的分量由エア出版了前2册。     日本前卫绘画运动先驱之一的峰岸义一，其8卷本《聊斋志异图卷》在1963年由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65年以《聊斋志异画本》为书名，选择了原作中19篇故事加以改编，每个故事都带有自己的插图。高山辰雄的特色画集《聊斋志异》，以《聊斋志异》的21篇原作为基础，总共画了61幅蜡笔画，并抄译了21个故事的要点以方便鉴赏。     当然，战后近50年来最引人注目还是对蒲松龄及其著作（主要是《聊斋志异》）的研究。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聊斋志异》的研究在日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迅速出现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两大基地的研究高潮，并且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硕儒新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事研究的前提是资料齐全。但是，二战以前日本有关蒲松龄与其《聊斋志异》及其它著述的资料，除去前述平井雅尾的文献外，是比较匮乏的；而且，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向全社会公开自己的收藏，大量有关的珍贵文物还“养在深闺人未识”。以《聊斋志异》的版本来说，只有青柯亭本一种，而且除了吕湛恩、但明伦的注和评，其他人的注释就难得看到了。即便刊行的少量几种，如《聊斋志异拾遗》和《聊斋诗文集》，能够看到的人很少，读的人就更少了。到上世纪50年代初，平井雅尾决定出让这批资料。消息为早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后来经商致富的一位校友得到，便出资购得，并将其无偿捐赠给了母校。得到这一极为难得而重要的宝藏后，该校在其斯道文库中专门开设了聊斋文库来收藏；此后又注意搜集有关信息，陆续增添了不少藏品。它首先引起本校汉学家的关注，开始为它们登记编目并加以研究，陆续公布了许多一向不为人知的蒲氏原著及有关文献，对近50年日本聊斋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另外，在我国发现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的影印出版，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集》、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以及日本翻译界据手稿本和三会本全部翻译而成的《聊斋志异》的出版，也给日本聊斋学家的研究以很大的方便。     由于平井氏的聊斋资料被庆应义塾大学收藏，该校的汉学家在蒲松龄及其聊斋资料方面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就占有得天独厚的先机，因此，几代汉学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方面。其中老的以藤田祐贤教授为代表，后起之秀中数八木章好副教授的成绩最为突出。     先说藤田祐贤教授。他的聊斋学资料整理和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由于有机会亲览聊斋文库中大量的原始资料，故而得以先后编成了《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1955年以该校中国文学研究室的名义发表，后又与八木章好合作重编并于1988年发表）、《聊斋志异的研究和资料》（1965年）和《聊斋研究文献要览》（与八木章好合编，1985年）等。在对蒲松龄著述的真伪进行甄别和研判方面，藤田教授也做了许多工作。当在中国辽宁发现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于1955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不久，他就写了《稿本〈聊斋志异〉考勘记》一文。总体说来藤田教授在文中的大多数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后来他还撰有《关于〈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和《知不足斋原本批点〈聊斋志异〉》等文，也都是对这部名著几种重要版本的考证研究，同样不乏真知灼见和中肯之论。就是对蒲氏其他著述真伪的考辨甄别方面，藤田教授也做了许多工作，《论旧传为蒲松龄著〈青云集〉、〈知命集〉的真伪》就是这样一篇考证文章。     他还是国际聊斋学界最早注意到《聊斋志异》与民间文艺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血缘关系的学者之一，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其实，在他写于早年的《〈聊斋志异〉研究序说》中就曾指出：“读过《聊斋志异》便可发现，那些故事的素材源自民间传说故事。”“如果用民间传说的理论加以观照，把《聊斋志异》与同类作品及现代民间故事中同类型的故事作一比较对照的话，大约便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都是原封不动地传述了某个民间故事，至少在内容方面是这样。”在后来的《〈聊斋志异〉与民间说话》中则不但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而且对这一看法有所申说与修正。至于《聊斋俗曲考》，则是对该校聊斋文库所藏断为蒲氏创作的俗曲、小曲的创作态度、作品的文学价值的系统研究，这是聊斋学界研究俗曲的一个重要成果。其次，作为一名日本汉学家，藤田教授在研究《聊斋志异》的时候尤其注意它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主要有三篇论文：《〈聊斋志异〉的一个侧面——特别是和日本文学的关系》、《中国小说和日本小说——〈聊斋志异〉的影响》、《〈聊斋志异〉在日本（追补与订正）》。     当然，任何一位《聊斋志异》研究者都会关注这本文学名著的内容和艺术，也都会对作者创作此书的心态给予应有的关注，藤田教授也有几篇论文专论这方面问题。在《论赞和随想的流变》一文中，他把《聊斋志异》文末常常附有的“异史氏曰”放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中国文人的创作契机——以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为例》和《聊斋志异研究序说》都是探讨蒲氏创作心态的。这种注意从作者自身遭际和真实思想活动出发来探讨其创作动机的研究思路，无疑是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后来我国其他研究者所以能在这方面有较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究其实也是循此前行的。     除了致力于聊斋学的研究，藤田教授还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是1958年由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聊斋志异》部分(21、22)的译者，这部分译文后来又作为“四大奇书”本中的《聊斋志异》出版。由盛光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名作全集》(9)（《聊斋志异》）和世界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6)（《西游记·聊斋志异》）也是他翻译的。此外他还在自己所译《聊斋志异》书后或其他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中多次向日本读者介绍这部文学名著。     总而言之，藤田祐贤教授作为资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言小说的研究专家，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日本聊斋学的发展所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其次要说到八木章好副教授。他投注更多精力的还是聊斋诗歌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早在从事聊斋学研究之初，他即对自己的研究计划作了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考虑，这表现在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聊斋诗研究序说》中。从八木先生此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就是按照这里的设想卓有成效地进行着。首先是有关聊斋诗歌资料的整理。一是发表了《蒲松龄儿孙抄本〈聊斋诗草〉校勘记》。二是与藤田教授合作影印出版了《蒲松龄手抄蒲氏族谱·聊斋草》，并负责关于“聊斋草”的解说，为聊斋诗歌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同时，他还重视蒲松龄诗文创作与文学传统、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等方面关系的探讨。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蒲松龄与李贺》、《作为诗人的蒲松龄》、《关于〈聊斋志异〉的“痴”》（后来用中文改写为《〈聊斋志异〉的“痴人”群象》发表）、《牡丹考》等。     八木先生也把聊斋文库中有关《聊斋志异》的抄本纳入自己的视野，他对一份迄今为止尚未为外界所知的《聊斋志异》抄件所做的初步考察和披露就是其一。这份题为《关于〈聊斋志异〉抄本残卷》的文章让人们得知：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藏有《聊斋志异》一份抄本残卷（庆本），是平井氏在山东淄川所搜集的蒲松龄关系资料中极珍贵的一种[1]。     日本聊斋学的另一个重镇是东京大学。该校的研究集中在作者和作品方面。前辈学者是前野直彬，他的突出贡献是对蒲松龄生平经历的研究和蒲氏传记的写作。战前不能说没有关于蒲氏传记的研究，但比较周密的研究却无疑在这之后，这可以说是战后研究的特征之一。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要数前野直彬教授。他充分利用平井氏的有关资料，对蒲氏生平事迹中许多不明了的地方做了思考，写出系列文章，1958-1959年陆续发表于《汉文教室》杂志上；后来又进行了修订，加以系统化，以《蒲松龄传》的题目，于1976年由秋山书店出版。这是有关蒲松龄的最早一部传记，分18个专题，叙述蒲氏从生到死的一生事迹。虽然其中不乏疏漏差错，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却是有目共睹。     此外，前野氏作为日本聊斋学的前辈，也像前面提到的藤田教授一样，既致力于聊斋学的研究，还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方面，他写有《通俗小说的流变》、《清代志怪书解题》、《〈聊斋志异〉杂考》等文；介绍方面，有他在柴田氏的《定本聊斋志异》译本所附《聊斋志异的虚构》、《中国的八大小说》中的《聊斋志异的语言》等文可证。     该校的后起之秀户仓英美教授，是东京大学现有的聊斋学中坚骨干。她在东京大学修读了从学士到博士的三个学历课程，又长期在母校任教。她曾自称对中国文学经历了“从文学的爱好者到古典的研究”的转变过程，其修士（硕士）论文即以蒲松龄的词为研究对象，此后2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包括蒲松龄著作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聊斋学方面已经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如《聊斋志异——在志怪流中》（1981年）、《聊斋志异——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1981年）、《蒲松龄的词》（1986年）、《见果てぬ梦——〈聊斋志异〉の作者の生涯》（1988年）、《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1990年）等。她致力于《聊斋志异》文本的研究，尤其重视人物、故事的流变传承，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聊斋志异——在志怪流中》、《聊斋志异——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和《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三篇论文里。     如《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强调指出：《聊斋志异》是集中国志怪文学之大成，在由六朝志怪到《聊斋志异》的发展过程中，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她看来，六朝志怪小说的根本性质，就是畏惧不可理解的世界，而且只是详细记录这特殊世界的实际情况。到了唐传奇，把变身一方面看作不可忍受的苦恼，一方面又当作解放自己的快乐；而且也由六朝志怪简单的事实记录发展到情节曲折的故事。在宋元明时期，人们比较注意变身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失去了探索人心的兴趣，也逐渐失去了唐传奇那充满迷人的幻想。而清初的《聊斋志异》，表面上看来情节陈旧，有不少老套的故事和令人生厌的因果教训，实际上却展示了异类和人类关系的新面貌。一是变成人类的异类比以前的种类更丰富；二是故事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聊斋志异》中人类与异类混杂在一起，没有什么对立的关系，互相变身，形成像圆舞形似的状态；而且从前那被侮蔑被虐待的异类，甚至超越了平等对待，成了被人敬爱的对象。在这里，她考察了自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中人类变成异类、异类变成人类的历史过程及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概括了《聊斋志异》里的变身故事（尤其是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的变身故事）的全貌，对《聊斋志异》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近50多年里，在日本不但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有远不止上面所介绍的四位汉学家涉足聊斋学，而且在整个日本的汉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也取得成绩，有的学校也像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一样，把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作为研究生课程和学位论文选题。冈本不二明教授和阿部泰记教授就是其中成果较多的两位学者。     在20世纪80年代起活跃于日本聊斋学界的中青年汉学家中，现任国立冈山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冈本不二明的研究值得注意。到目前为止，在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以下几篇论文：《〈聊斋志异〉和菊花》、《〈聊斋志异〉促织篇新考》、《〈聊斋志异〉里的医术和再生》、《关于〈聊斋志异〉的会话》和《蒲松龄与医术》，另有《科举与志怪》探讨从宋代志怪小说《睽车志·刘尧举》到《聊斋志异·王桂庵》的发展轨迹；此外还发表过两篇中国学者聊斋学论著的书评：一是评李厚基、韩海明的《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一是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他还在《志怪小说的后裔们》里介绍清代三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时，高度评价《聊斋志异》对其后文言小说发展的重大影响。因此，他有关聊斋学的文章就有九篇。若从数量上说自然不能算多，但全部集中于《聊斋志异》，很多都是此前学界罕有论及者，而且视角独特新颖，每篇均有创见，谈到了诸如版本问题，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描写问题、作者生活经验对创作的影响与作用，以及《聊斋志异》在中国古代小说传承流变中的重要地位问题。     而阿部泰记教授主要探讨《聊斋志异》的寓意问题，这集中反映在1977年的《〈聊斋志异〉——清初的寓意小说》和相隔27年所写的《〈聊斋志异〉——继承李渔文学的清初寓意小说》，在前一篇论文中他提出，虽然蒲松龄在北方，李渔在南方，活动的地方不同，但其所写故事的内涵却特别相近；而且，《聊斋志异》是受了李渔文学的影响而出现的。李渔生活的年代比蒲松龄早而又相隔不久，后者完全有可能受到前者的影响。在后一篇论文中进一步重新比较这二位作家的作品特征，进而在文学史上确定《聊斋志异》继承李渔的寓意小说的位置。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近50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无论是翻译还是改编，数量都比此前多得多，质量也大大提高。其次，《聊斋志异》的故事为更多的日本读者所熟悉和接受，对日本文学艺术多个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要特别提到的是，此前几乎还是空白的关于《聊斋志异》及其作者的研究，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大学甚至还开设了有关《聊斋志异》的专门课程，许多博、硕士研究生也纷纷以之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首选。这样一来，就使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日本的聊斋学在国际汉学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注释：     ①翻案：这里指小说、戏剧的改编。 【参考文献】     [1]　王枝忠.《聊斋志异》抄本残卷一种[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4).     [2]　藤田祐贤，八木章好.聊斋研究文献要览[M].（日本）东京：东方书店，1985.     [3]　藤田祐贤.《聊斋志异》研究序说——特に蒲松龄の执笔态度に就ぃて[J].（日本）艺文研究，1953(3).     [4]　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A].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C].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