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现代文坛精英在引进西方文学观念而发起文学革命和建设新文学的进程中，也曾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展开过多种形式的对话。其中与公安派的对话稍迟，却由此而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成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史上颇为典型的个案。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公安派和现代小品文再次受到关注，几十年以前的这桩公案也相应进入了某些学者的视野，但大多集中在是非功过的评说，却又不能不受主流话语的制约，因而所作的阐释或评判难免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本文拟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重新考察和阐释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在现代文坛所产生的多重回响。认为现代文坛精英对于公安派的发现和接受，在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进程中有其必然性；他们围绕公安派的相关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为流派主张之争，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呈现为多元方式。因而即使这场论争中的各方难免有偏激或不足，但无论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还是对于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     公安三袁早在“五四”以前就以诗人的身份走进了现代知识界的视野，例如，陈田辑撰的《明诗纪事》庚签（1909年刊刻）卷五不仅选录了三袁兄弟的31首诗，而且汇辑了明清人的评论，陈田还为三人分别撰写了按语；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初版）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初版）已列有专章或专节来介绍“公安派与竟陵派”。胡适曾于1916年9月从曾毅《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四十六章中读到袁宏道的《西湖》、《偶见白发》两诗，虽以“皆可喜”而“亟称之”[1]，但由于曾氏并未读过三袁的诗文集，其所作介绍都是依据清人的评语综合而成，上述二诗也是作为“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的例证而从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中抄来的，所以未能引起胡适的特别注意，可惜这位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与公安派主将的邂逅，仅仅相视一笑，就擦身而过了。此后即使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高潮中和退潮后，学术界对于公安派的认识也大致如此，甚至桐城派古文家刘声木等人到了二十年代末还在批评公安竟陵为“亡国之音”[2]。直到1932年9月，周作人为沈启无撰《近代散文抄新序》时，才就此直接提出批评：“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瞭了。”     公安派的革命性质和现代意义，是周作人在1928年首先发现的。其机缘始于“五四”落潮后的反思过程中，他开始把目光从西方文学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一边阅读、讲授乃至指导门徒整理明人文集①，一边撰文探讨现代新文学与明末文学的关系②，以至萌生过编一部“小品散文选”的设想，所涉作家拟“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这个设想至1928年春已调整为编《明人小品文选》③，并曾委托江绍原在杭州代购《明文隽》（袁宏道编）、《白苏斋类集》（袁宗道著）、《珂雪斋集》（袁中道著）、《隐秀轩集》（钟惺著）等书[3]。大概在此前后不久，他系统地研读了公安、竟陵二派的文集④，并于这年5月16日首次明确指出：明代“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杂拌儿跋》）。这段话不久就被朱自清在《背影》一书的自序中引用⑤，虽然他认为“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但也承认“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     早在十年前以撰写《人的文学》而著称的周作人，在经历过白色恐怖之后，又面临“左翼文学”的压抑之际，其思想虽然有过起伏变化，但坚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直是他的基本立场，尤其在重视张扬真实的个性，反对因袭和束缚等方面，与公安派精神相通。所以，此后三年间，他仍在继续就公安派与新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并先后在《燕知草跋》(1928-11-22)、《冰雪小品选序》(1930-9-21)、《枣和桥的序》(1931-7-5)、《苦茶随笔小引》(1931-11-9)等文中加以阐发。但这些新观点仍主要为他的学生们所接受⑥，在社会上尚未引起关注，因此，沈启无编的《冰雪小品选》于1930年完成后，即使有周作人撰序和俞平伯作跋，最终还是被出版社退了回来。直到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将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演讲稿《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沈启无在《冰雪小品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近代散文抄》配套出版⑦以后，才产生经久不息的反响。     在总共五讲、大约三万字的演讲稿中，周作人把思考了几年的想法加以梳理整合，以“言志”（又称“即兴的文学”）与“载道”（又称“赋得的文学”）两种潮流的消长，构建了他的文学史体系。但自先秦至明中叶的文学变迁，都只是作为背景而“略一提及”，重点从明末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讲起，再以“八股文”与“桐城古文”两讲来揭述“清代文学的反动”，最后探讨“又怎样对这反动起了反动而产生了最近这次的文学革命运动”。他是站在现代新文学的立场上，以寻根溯源的方式来着重阐述晚明至现代文学运动的演进史，其思路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代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由此不难看出，公安派与现代新文学的关系，是周作人这一思路的真正起点和亮点。这几乎全部都是新的，其中最值得本文关注的有如下四点：     一是肯定公安派对于前后七子“复古的风气，揭了反叛的旗帜”，并引述袁宏道的《叙小修诗》、《雪涛阁集序》和袁宗道的《论文》上、下篇等，高度评价了他们反对复古模仿，主张因时而变，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理论；至于他们的创作，“作一句总括的批评，便是：‘清新流丽’。他们的诗也都巧妙而易懂。他们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过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好处来”。     二是指出“以袁中郎作为代表的公安派，其在文学上的努力，直继续至清朝的康熙时代”。其承传的代表作家包括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倪元璐、刘侗等，融合公安竟陵之长的张岱等，以及金圣叹、李渔、郑燮、金农、袁枚等人。     三是认为公安派的主张与胡适差不多，“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四是发现“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和“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     上述第一点在当时属新见，到如今已成为常识，无须赘评。这里有必要补充的是，周作人并没有把公安派说得十全十美，而是还指出了他们“后来的流弊”——“所作的文章都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第二点所列与公安派精神相通的作家，在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中已介绍了一部分，稍后小品文走俏时也成为了知识界关注的对象。在后来的论争中，上述两点很少受到质疑，不过有所拓展或补充罢了。第三、四点分别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论证公安派文学是现代新文学的来源，实际上是基于其“假定”的理念，到本土文学传统中为已经发生了的新文学运动而寻找一个“根”，并且相信“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⑧。因而后来赞同声援者不少，质疑批评者也不少。例如，1934年12月陶明志（即赵景深）编的《周作人论》一书，共收36篇文章，有30篇肯定，6篇批评；其中论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6篇，肯定与批评的各3篇，这里只介绍三篇批评文章，分别为中书君（即钱钟书）的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11-1）、许杰的《周作人论》（《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1）、陈子展的《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新语林》第2期，1934-7-20）。中书君认为周作人溯源到公安竟陵派，不过是因为他们的革命“没有成功”而“旷世相感”；而所谓“载道”和“言志”，“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悖的，无所谓两‘派’”；至于称公安派持论比胡适圆满得多，则“是一种立异恐怖”。许杰侧重于从方法论上批评周作人不懂历史演进的辩证法，堕入了机械的循环论。陈子展则推测周作人“把公安竟陵抬出来”的动机，“是他做了这次新文学运动的元勋还不够，再想独霸文坛”，“争得新文学的正统”。但他们都没有料到，胡适后来却基本上接受了周作人的看法。     胡适在“五四”运动初期以提倡“文学进化论”和“白话文学正宗论”而著称，稍后撰写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实也带有为新文学寻根溯源的意图。但周作人对其所持直线进化的白话文学史观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引者按：即‘言志’与‘载道’）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继而将公安派与胡适进行了比较分析。1935年9月，《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建设理论集》编成后，胡适在《导言》中回顾1917年撰著《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的思路时补充说：“这种思想固然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弟兄。清朝乾隆时代的诗人袁枚、赵翼也都有这种见解，大概都颇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响。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但很爱读《随园集》中讨论诗的变迁的文章。”这就是说，他当年在论述“文学随时代变迁的”理论时，实已从袁枚那儿间接继承了公安派的观点，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周作人的立论。当然，由于胡适所持的进化文学史观是以白话正宗为前提的，所以仍然认为“拿《水浒传》、《金瓶梅》来比当时的正统文学，当然不但何、李的假古董不值得一笑，就是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换言之，他只是追认公安派的理论为“来源”之一，其创作则因受文言所累，仍只能算“小家数”。     现在再看周作人的论述，可见古今“相似”是他寻根溯源的表征，但其实质却明显有别：一类是今人与古人对话以后的“相似”，这往往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继承或借鉴（但不是模仿）。一类是今人未与古人对话时即已存在“相似”，如“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俞平伯、废名的作品“和竟陵派相似”，但他们此前并没有读过公安派或竟陵派的书，所以这类“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而有意寻根溯源的今人，实际上是在寻找与自己（或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体乃至这个时代的潮流）相似的古人，故也可归入这一类。那么，显而易见，这两类古今“相似”，正体现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因为有古今心灵“对话”的纪录或凭据可供参考，有利于寻绎出演变的轨迹，其所得结论比较容易获得认同。后者或是以间接、潜伏的途径渗透，或是由于时代、环境、个性相似而使得今人与古人精神相通或风格相近，虽由于不易寻绎其演变的轨迹，其所得的结论也难于获得认同，但今人一旦寻找到最“相似”的古人并产生共鸣，实际上就已开始向前者转化。因此，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西方文学的引进者和现代散文大师，周作人的这种寻根溯源仍然意味深长，它不只是一种出自“假定”的学术论证，而且兼具为尚在发展中的新文学引导方向的意义。     就这样，通过这个演讲稿中并不严密的理论框架，周作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勾勒出公安派的现代版形象，虽然简略而写意，却既令人遐想，也招人疑思，于是想与他们对话的人便多了起来。     （二）     最先呼应周作人的“源流说”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原“语丝派”成员林语堂。自1932年秋至1936年夏秋之际赴美前，他在上海先后担任《论语》⑨、《人间世》⑩、《宇宙风》(11)三个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曾掀起一场“提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和创造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的“文学运动”[4]，既使公安派成为了热门话题，又把现代小品文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几乎就在北平刊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同时，上海推出了《论语》杂志的创刊号（1932年9月16日）。这个杂志虽然面向大众文化市场，但宣称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和“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的独立品格，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语丝》的遗绪。也许因早在八年前就提倡以“幽默”(12)来改变“板面孔”训话式文风的壮志未酬，林语堂上任伊始就确定《论语》以提倡幽默为主要目标。稍后不久，原“语丝派”主将的新著在沪上市，他读后颇有神志豁然之感，于是撰《新旧文学》一文说：     ……近读岂明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专选此派文字，可以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此数人作品之共通点，在于发挥性灵二字，与现代文学之注重个人之观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独特，且类多主张不模仿古人，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由于性灵之培养，乃有豪放之议论，独到之见解，流利之文笔，绮丽的文思，故能在纪晓岚宣告死刑之旧文学，觅出一条生路。于此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袁伯修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人若拿定念头，不去模拟古人，时久月渐，自会有他的学问言语。（《论语》第7期，1932-12-16）     实际上，这段话除了把书名写错以外，内容也根据他的理解或需要而做了发挥。周作人演讲的题目本来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出版时才改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全书着重阐述“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新文学运动”的源流关系，其中甚至连“明末散文”、“现代散文”这样的话题都未曾单独提及。但上面的表述，显然是根据近几年周作人所作序跋(13)和演讲稿的精髓综合而成，只不过在阐述“性灵说”时已初步融入了他以往所接受的西方表现主义美学观(14)和幽默理论而已。     在此之前，林语堂偶尔也使用过“性灵”这个术语”[5]，但真正与公安三袁展开对话，则是在1932年冬读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后，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对此，他后来有明确的表述，如《论语》第40期(1934-5-1)发表的《语录体举例》说：“周作人先生提倡公安，吾从而和之，盖此种文字，不仅有现存风格足为模范，且能标举性灵，甚有实质，不如白话文学招牌之空泛。”这年八月还作《四十自叙诗》说：“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6]     尽管林语堂最初只是从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中读到过几十篇公安、竟陵派的作品，但却从中“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循着这种思路，他进一步说：“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的《论文》上、下二篇，……比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论更能抓住文学的中心问题而做新文学的指南针。”因而既从正面强调：“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不故作奇语，而语无不奇，不必其必传，而不得不传。”又从反面指出：“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之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拘束。”甚至认识到“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理由是“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家乎？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这样一来，“性灵说”既因赋予了西方表现主义内涵而更具现代意义，又将幽默理论给统摄起来了，所以他断言：“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15)     随后，林语堂大量搜集和研读明末清初性灵派作家的文集，不仅撰写了《论幽默》、《论性灵》等重要论文，继续阐释幽默理论和性灵说，而且还以提倡语录体、闲适笔调来与性灵说相呼应。他在《论语》第26期(1933-10-1)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中说：“吾恶白话之文（引者按：即所谓‘白话四六’），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盖语录体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而无白话之噜苏。”于是，他推崇“袁中郎尺牍极好，且可做语录体模范文”，“盖中郎既敢于文言中放入俚语，进而提倡复能性灵文字。此种文体，句句实话，字字真声，三百年后读其文，犹觉其个性赫然活跃于纸上”（《语录体举例》）。他甚至说：“语录体甚宜做文言的‘闲谈体’(familiar style)，如用‘汝’字便是闲谈体。”（《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这种“闲谈体”，也即所谓“闲适笔调”。它本是西洋散文中“小品文笔调”的一种中文译名，也有人称为“娓语笔调”、“个人笔调”、“言情笔调”等，与林语堂所说“闲适笔调”同义。但他认为：“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所以非常赞同周作人的散文源流论，认为“周作人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7]甚至进一步说：“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举出‘信腕信口，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8]     在林语堂等人不断撰文标举性灵派作家作品的同时，他们主办的杂志持续畅销，书坊中明清小品的行情也随之看涨。尤其是袁中郎的文集，不仅“上海书坊间索求者颇不乏人，一来即售出也”，而且北京、广州等地的读者也写信来求购。于是，林语堂计划编刊《性灵丛书》（后改名《有不为斋丛书》），其中第一部就是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订的《袁中郎全集》。不料该书于1934年秋刊行后，竟成为抢手货，一年中就“有五种翻印版本，总数在五万以上”[10]。于是，上海的小品文杂志一时纷起，以至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16)；上海的出版界也开始大量翻印古书，尤其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国学珍本文库》中翻印的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贡献，于《人间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给以阐扬的实证，兼以专搜禁书珍本，又非普通无宗旨之翻印古书可比”[11]。其中推出的公安竟陵派主要作家的著作有：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袁中道的《珂雪斋诗集》七卷《文集》十四卷、《珂雪斋近集》四卷、《袁小修日记》（即《游居柿录》）十三卷，江盈科的《雪涛小书》二卷，钟惺的《钟伯敬合集》（即《隐秀轩集》），谭元春的《谭友夏合集》二十三卷等。陈子展曾撰文描述过当时文坛上的风气：     书架上不摆部把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无法吐属风流。（《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新语林》第2期，1934-7-20）     这在1934年7月以前或许还有点儿夸张，但随后因公安三袁和竟陵钟谭的文集陆续翻印发行，就真的蔚然成风了。     陈子展认为“这一风气是从知堂老人开头的”，倒是说得不错；但知识界读了公安派的文集后，并不都像陈子展那样觉得“上当”失望，恰好相反，由于受到周作人的启发，学术界有关公安派的研究成果正在逐渐增多。除了上述林语堂的若干论文以外，1933年有任维焜的《袁中郎评传》（《师大月刊》），1934年有郁达夫的《重印袁中郎全集序》和阿英的《袁中郎与政治》（两文皆载于《人间世》第7期）、刘燮的《关于公安小品文之一夕话》（《人间世》第8期）、刘大杰的《袁中郎的诗文观》（《人间世》第13期）、周作人的《重刊袁中郎集序》（《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11-17）等，1935年有张汝钊的《袁中郎的佛学思想》（《人间世》第20期）、陈子展的《公安竟陵与小品文》（上海生活书店版《小品文与漫画》）、周木斋的《读袁中郎集》（《文学》第4卷第4期）等，其中郁达夫、阿英、刘大杰、张汝钊、周作人的论文都曾作为《袁中郎全集》序言刊载，因而流传更广。至1935年11月，上海“今知社”编刊《袁中郎》一书，将上列成果全部收入，再摘录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节的内容置于书首，改以《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为题作为“代序”，实际上大致囊括了1932-1935四年间研究公安派的代表作(17)。这些文章凡论及袁宏道或公安派本身的理论与创作，都有据可考，而非信口开河，但细细品味其所持观点的背后，则不难看出，一部分是声援周作人的，一部分则是质疑周作人的，甚至周作人的序文也暗藏着辩驳的机锋。     1936年夏、秋之际，林语堂应赛珍珠的邀请而赴美写作。最初一段时期，他继续为《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稿，并在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说：“我在中国曾提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和创造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在我这个文学运动中，我曾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写了一些文章，以发表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见解，尤其是对于写作艺术的见解。”林语堂把“提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看作是一场“文学运动”，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命题。他在“这个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文学见解，就是以性灵说为基石而建构了小品文创作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与他的写作和主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宗旨是互为因果的，只不过三个刊物之间各有侧重而已，实际上都主要以发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文而深受全国读者的喜爱。由于这三个杂志的编辑和核心作者是同一支队伍，故而以林语堂为首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论语派”[12]，不仅开创了现代散文创作的生动局面，而且推动了公安派与晚明小品的研究。     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角度来看，“论语派”的兴起显然是公安派在现代文坛所产生的最为广泛而深远的回响。林语堂作为这个流派的主将，是受到周作人的启示才与公安派展开对话的，在随后“提倡复兴性灵派”的“文学运动”中，他不仅继承和借鉴了公安派最具有超前意识的精神成果，而且用西方文艺理论重加阐释，既从理论上发展了性灵说，又以此为指导而把现代小品文的创作推向了高潮。这无疑是中国文学演变进程中的一种最为典型、最富于成效的方式，如果当时有人说，公安派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是林语堂提倡小品文运动的来源，不仅“论语派”文人都会坦然认可，即使左翼作家也应无异议吧！     （三）     既然公安派是由于周作人的推崇和林语堂的倡导而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的，那么，当知识界批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或“论语派”的时候，公安派也难免会受到牵连，但这仍然是一种现代回响，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史上同样值得关注和深思。     在林语堂提倡小品文的运动中，主要受到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批评，其间固然与周作人存在某种联系，但直接的交锋主要在“论语派”和左翼作家之间进行。鉴于对周作人演讲稿的批评已在第一节做过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以鲁、林为首的两派论争中与公安派相关的话题。     本来林语堂自1925年冬在北京与鲁迅相识后，曾有过密切的交往，但自1929年8月28日因在酒席上发生冲突，便断绝了联系，直到1932年底两人才恢复往来。随后，《论语》从第8期(1933-1-1)开始刊登鲁迅的文章。鲁、林两派论争始于1933年3月，直至1936年秋林语堂赴美、鲁迅逝世前夕为止，长达三年半。除了日记以外，鲁迅曾撰文三十余篇批评林语堂等人。前一年半两人尚有交往，因而批评还比较客气。自1934年9月起，两人断绝了来往，不仅批评文章大多为冷嘲热讽，甚至骂林语堂为“西崽相”，而且论争也在升级。在鲁迅的支持下，左翼作家先后于1934年9月20日、1935年3月5日创办《太白》、《芒种》两个半月刊杂志对抗林语堂，几乎每期都刊有明批暗讽林语堂的文章，尤其是重刊《袁中郎全集》中的标点错误，成为鲁迅、曹聚仁等左翼作家一再嘲讽的话题，至1935年3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太白一卷纪念特辑”《小品文与漫画》，其中凡论小品文的有相当多的篇章是针对林语堂与周作人的。林语堂也始终不倒旗枪，先后发表《做文与做人》（《论语》第57期）、《我不敢游杭》（《论语》第64期）、《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等重要文章驳斥，甚至在赴美途中还撰《临别赠言》(18)予以反击。     那么，两派争论的缘起、焦点以及实际成效、意义如何呢？兹择其要者阐述如下：     首先，针对《论语》以提倡幽默为主要目标，鲁迅于1933年3月2日撰《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二文[13]，指出国难当头“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不是幽默“改变样子”（或倾于对社会的讽刺，或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就是“幽默”归天，让“正经”统一了全中国；至8月下旬，连撰《“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二文[14]，明确表示反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小品文，认为那只是“小摆设”，已经“走到了危机”，提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林语堂却一方面结合公安派的性灵说来反思中西幽默理论，重撰了《论幽默》上下篇(19)作为对鲁迅的回应，认为幽默是一种人生观，“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因而“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一方面经过精细筹备，于1934年4月5日创办了“专为登载小品文”的《人间世》半月刊，宣称“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但因创刊号发表了周作人《五十秩自寿诗》二首及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诗，立即引来新一轮猛烈攻击。林语堂连续撰《周作人诗读法》（《申报·自由谈》，1934-4-26）、《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4-28,4-30,5-3）、《论小品文笔调》（《人间世》第6期）、《论玩物不能丧志》（《人间世》第7期）等文回应。在此期间，鲁迅曾发表《小品文的生机》、《一思而行》二文[13-p463～465,p473～475]，指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这是针对林语堂那些反批评文章的笔调(20)已经既不幽默也不闲适而发出的感慨，意谓若用“攻战”的笔调，就会为《人间世》带来“一线生机”，其立场还是与“匕首投枪”说一致。以上这些论争，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时的政治就是救亡，所以左翼作家以“载道派”自居，要求文学为救亡服务，而“论语派”宣称“不反革命”，当然也不反对救亡，但“不想杀身以成仁”，旨在保持文学的独立性，所以双方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关于散文小品体式笔调之争，鲁迅所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与林语堂所说“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人间世》发刊词》），表面看来似乎差别不大，实质上鲁迅是强调以像“匕首投枪”那样可用于“挣扎和战斗”的杂文为正宗(21)，而林语堂则强调以“言情笔调”的“美文”为正宗，所以左翼刊物《太白》、《芒种》以提倡杂文和科学小品来与《人间世》相对抗，而“太白一卷纪念特辑”《小品文与漫画》一书中大多推崇杂文小品而贬抑闲适小品(22)。     其次，在鲁迅的三十余篇批评文章中，虽多次提到袁中郎的名字，但他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评论过袁中郎或公安派，惟有两篇值得一提。一是《骂杀与捧杀》曰：“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13-p585～586]但到底其“价值和地位”如何，没有往下说。二是《“招贴即扯”》，倒可以约略看出其思路。他认为当时“最流行的袁中郎”被描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的死敌”是“画歪了脸孔”；提出“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是，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论证：“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15]其实，这都是针对林语堂《方巾气研究》中关于“方巾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假如中国人如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人心”一段话而说的，意在纠正“论语派”解读和推崇袁中郎过程中的片面性。左翼作家徐懋庸当时也认为：“袁中郎的小品原是写得好的，但他并非小品文的专家，他还有别的作品，在他的小品文的作法和他的别的作品的作法是一贯的。”[16]例如，在袁中郎的散文中，像疏、策、论、墓石铭一类应用文体以及像《广庄》、《西方合论》等专著，都不是小品文；即以小品文而论，也不全是闲适格调，林语堂多次推崇过的那篇批判拟古派“粪里嚼查，顺口接屁”的尺牍[17]，就与鲁迅的杂文风格相似，颇具“匕首投枪”的品性。鲁迅提出“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这当然是一种卓见；他重视袁中郎“关心世道”的一面，在大家都谈“性灵”时，也堪称别具慧眼。遗憾的是他太惜墨如金，究竟“趋向之大体”如何，“关心世道”的内涵如何，皆语焉不详。不过，当时同是左联领导、并且对鲁迅极为推崇的阿英在这方面的成果，倒是与鲁迅的思路相去不远，正好可以聊补这种遗憾。     自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阿英曾发表《袁中郎做官》、《袁中郎与政治》、《袁中郎尺牍序》、《二修（伯修、小修）尺牍》、《江进之的笑话》等文，是最早对公安派核心人物分别进行研究的系列成果(27)，尤其是他首次指出“江盈科（进之）是公安派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18]，堪称一大发现。但影响最大并明显带有论争色彩的当推《袁中郎与政治》，该文最初发表于《人间世》第7期(1934-7-5)，稍后作为《袁中郎全集》的序言刊行，至1935年11月又由今知社编入《袁中郎》一书。其开篇一段导言，与鲁迅的口气颇有几分相像：     世人竞说袁中郎，世人竞学袁中郎，可是所说的中郎，究竟能有几分像？所学的中郎，究竟还是姓袁不？愚小子曰，除掉很少数的而外，大都是拧着了中郎的皮肉耳，与中郎的肺腑骨骼何干？这样的恭维中郎，正是杀害了中郎。就是那骂中郎的，又何曾在中郎身上用过一点功夫，问一问青红皂白，只是糊里糊涂，乱舞刀枪，迎头瞎打，把一个死后之身，弄得遍体青肿。这种不白之冤，中郎死而有知，真不知要向何处伸诉！     中郎的这一顿冤枉，主要的是吃在现世的一班借他作掩护的人身上。他们没有正面黑暗的勇气，没有反抗暴力的精神，于是拖出一个死中郎，来作自己的盾牌，说中郎生在黑暗的时代，也是离开动乱的社会，走向隐逸的山林，以表示自己的逃避，正是袁中郎一流人物，是高尚的诗人风度，是乱世保身之道。其实，袁中郎尸骨虽寒，遗集宛在，他一生之中，何曾像这一班人，把“时事”忘却来？     从这段描述，我们还可想见当时捧杀和骂杀袁中郎的情形，但其重点还是针对“论语派”的。于是他在正文中大量援引诗文，分析和阐发袁中郎自“诸生”时代至逝世前夕关心政治和为政济世的心路历程，其间即使由于“时局严重”、“杀机到处潜伏”而有过苦恼、失望、动摇，乃至退隐归乡，但终究因不能“遗世”而再度出山，“与恶劣的政治环境作战”。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关心世道”的一面。正文之后，还有一段像政治口号的结语：“中郎是可学的，在政治上，应该学他大无畏的反抗黑暗，反抗暴力，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在文学上，应该学他反对因袭，反对模拟，主张创造的力量，以及基于这力量而产生的新的文体。”这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有把文学和文学研究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意图，尤其是提出“要批判的学习中郎，要发展的去学习中郎，不能无条件的接受中郎”，实际成为后来继承古典文化遗产的原则。     当然左翼作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王淑明说：“我们这样的时代，既不是明清之际，所以不需要公安竟陵那样的小品。”[19]甚至在阿英上文发表之前，曾有人化名“教书匠”发表过谩骂“公安竟陵是文妖”的文章[20]，当然这位“教书匠”并不一定是左翼作家。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来谈谈这场论争的实际成效和意义吧。鲁迅在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一信中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21]     从这封信可知，鲁迅是从心底认为林语堂主办《论语》提倡幽默小品没有意义，因而劝他放弃，然后去译些英国文学作品；而林语堂则坚信这是一件比翻译英国文学更有意义的事，因而要趁精力充沛时做有创造性的事业，翻译不妨“等他老了再说”。那么，鲁迅在此前和此后的批评，对于林语堂来说，就从反面成为一种鞭策和动力，逼着他一方面继续思考以修正和完善其小品文理论，一方面继续提高写作和办刊质量以凝聚人气；加之与鲁迅这样的一流权威发生文字之争，对于林语堂本人和“论语派”的杂志而言，实在是最好的广告(24)。而林语堂继《论语》以后又先后创办《人间世》、《宇宙风》以及出版《论语文选》、《袁中郎尺牍全稿》、《袁中郎全集》等书，并不断撰文回应，在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看来，这是一种挑战，所以他们一边撰文批评“论语派”，一边也仿效林语堂创办小品文杂志以提倡杂文小品和科学小品。这样看来，虽然论争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共识或和解，但都曾为现代小品文（含杂文和幽默闲适小品）的繁荣做出过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两派都有作家或学者与公安派持续进行对话，只是在接受过程中从各自的主张出发而有所侧重罢了。在“论语派”强调接受公安派性灵说和小品文的同时，左翼主流作家强调公安派作家的“趋向之大体”，主张接受其“关心世道”的一面，尤其是阿英不仅在《袁中郎与政治》中勾勒了袁中郎不忘“时事”的心理轨迹，从而弥补了“论语派”所描绘的袁中郎形象之不足，而且对袁伯修、袁小修、江进之加以考察，实际拓展了公安派研究的领域。因而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角度来看，左翼主流作家所作的上述探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所提出的“要批判的学习中郎，要发展的去学习中郎”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     以上重点论述的1932-1936五年间，正是公安派在现代文坛产生强烈回响的时期，它作为理论序曲奏响了将近一年，“论语派”才与之发生共鸣，然后在引发论争的同时，把现代小品文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此后由于抗战爆发，就只有余波荡漾了。本文限于篇幅，后面的余响姑且略而不谈，这里拟综述正处于小品文高潮顶点而问世的两部书的观点，作为不是结论的结语。     首先是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实际完成于1934年12月，翌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刊行。他先在《周作人小品文序》中说：“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新文学中，可说是散文小品里的两种不同趋向的代表。简略地说，就是前一种代表了田园诗人，后一种代表了艰苦的斗士。……但周作人代表的倾向，显然是落后的。”又在《鲁迅小品文序》中指出：《小品文的危机》“是在小品文运动上最重要、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篇，因为在一九三三年的后半年，小品文确实是走向一个危机，这论文的发表，给予了很大的挽救”。最后在《林语堂小品文序》中说：“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期内，由于黑暗的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有三种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二是‘逃避主义’，……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作代表。……第三种，就是‘幽默主义’了，这些作家，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此种文学的流行，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幽默文学’运动之中，林语堂是一个代表者，……我感到中国幽默文学，现在是在一个歧路上。”这些从左翼立场出发而作的评述，明显带有论战色彩，但林语堂毕竟已立于十六家之林了。     其次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散文一集》和《散文二集》，1935年8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散文一集》由周作人编选，值得本文关注的是他写的《导言》。面对以往的许多批评和当前尚在进行的论争，他竟然当了一回“文抄公”，把他以往一些文章，如《美文》、《近代散文抄新序》、《与俞平伯书》、《陶庵梦忆序》、《杂拌儿跋》、《燕知草跋》、《杂拌儿之二序》、《草木虫鱼小引》中的观点，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部分论述，按逻辑时序摘抄后略加点评连缀成文，但某些地方还是做了调整或补充。例如，“我这言志载道的分派本是一时便宜的说法，但是因为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话，仿佛诗文混杂，又志与道的界限也有欠明瞭之处，容易引起缠夹。我曾追加地说明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这里所说即兴与赋得，虽然说得较为游戏的，却很能分清这两者的特质。重复地说，新散文里这即兴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前一期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派全然相同，不过这相同者由于趋势之偶合，并不由于模拟或影响。”这表明他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只对“容易引起缠夹”之处略加补充说明而已。再回过头去看他的《重刊袁中郎集序》，开篇就说：“林语堂先生创议重印《袁中郎全集》，刘大杰先生担任编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正文的重心明里是批判古文家刘声木等人贬斥公安竟陵派为“亡国之音”，而实际上针对一切要求文人（包括他本人和所有推崇公安派的作家学者）负亡国之责的人，这与他在《导言》中有意重申其围绕公安派与现代散文所提出的主张一致，都明显赋予了反击的意义。     《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选，鲁迅排第一，选24篇；周作人排第二，选57篇；林语堂排第四，选5篇。本来郁达夫也曾一度加入过‘‘左联”，与鲁迅关系密切，但同时与周作人、林语堂也交情不薄，并且对公安竟陵派颇有好感，这从他的《清新的小品文字》（《现代学生》第3卷第1期，1933-10）一文可以看出，他说：“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他还曾应林语堂之约，撰《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人间世》第7期，1934-7-5），再次提到“公安一派在文学上的革命功绩和历史，已有周作人先生提倡在先”，并赞赏“林、刘两氏翻印《袁中道全集》的成功”。所以他在《导言》中将鲁迅、周作人总是放在一起比较，而不加轩轾，真可谓煞费苦心。而对于林语堂则多次声援，当他谈到“自五四以来，现代的散文是因个性的解放而滋长了”的时候，首先引胡适关于“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的评论，接着就说，“也想起了近来由林语堂先生等所提出的所谓个人文体Personal Style那一个的名词”；在谈到现代散文的范围的扩大时，又说：“当《人间世》发刊的时候，发刊词里曾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的一句话；后来许多攻击《人间世》的人，每每引这一句话来挖苦《人间世》编者的林语堂先生，说：‘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其实林先生的这一句话，并不曾说错。”最后在林语堂评介中说：“《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甚至充满期待地说：“林语堂今年四十，且让我们刮目来看他的后文罢！”可见郁达夫对林语堂及其提倡的性灵派文学是持肯定态度的，与上引阿英的评价大异其趣。     周作人曾在《冰雪小品选序》中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其实质是强调人性解放，思想自由。明代万历年间正是一个要求人性解放的时代，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精神实质，就是要追求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那么，这也注定了它在后世能够产生回响的时代必须是人性解放的时代。因此，现代文坛凡推崇公安派性灵说的作家，从周作人及其门生，到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以及后来创办《文饭小品》予以声援的施蛰成、康嗣群等，几乎都是一些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们自身渴望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在与公安派对话时，便能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因而他们在标举公安派、提倡性灵文学时，实际发出的是自己内心渴求的声音，旨在张扬自己的个性。关于这一点，林语堂在借用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理论来阐释公安派的性灵说时，已作过明确的表述。而鲁迅、阿英等左翼作家从关心世道、经邦济时的视角去解读公安派作家的内心世界，并且指明在政治上应学什么，虽然也可以产生共鸣，但毕竟只是其思想的表层，并且从政治的视角无法阐明他们在文学理论与创作方面的独创性，加之在事功方面他们也并无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表现，因而能够接受和学到的东西还是有限的，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去找一个更典型的古代政治家来学呢？即使要找文学家，杜甫或辛弃疾在这方面可圈可点的作品也比袁宏道突出啊！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和阿英等对袁宏道的肯定和接受是有限度的。因此，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来看，在现代作家与公安派对话时，由人性层面的碰撞而产生的回响，显然比政治层面的感应之声要深远得多。     注释：     ①如张岱的《陶庵梦忆》是由俞平伯整理的，但据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跋》曰：“此书校读得燕大沈君启无之助，更得岂明师为作序，两君皆好读《梦忆》者。”     ②《地方与文艺》(1923-3)曰：明末“那些文人多无意的向着现代语这方向进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谈龙集》）。又与俞平伯书(1926-5-5)曰：“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周作人书信集》）又，《陶庵梦忆序》(1926-11-5)曰：“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苦雨斋序跋文》）     ③1928年3月2日周作人致江绍原信曰：“承询及关于小品出版的意见，查不佞对于此事本所赞成，故现在如实行，在本席自然愿投一票也。近来，我对于玄同、平伯、凤举（引者按：张凤举，字定璜）诸君都曾劝进，……近颇想读明人小品文，并选一册，作为自己教书之用，唯所要之文集大抵不易得，故进行颇迟迟也。”（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按周作人拟编《明人小品文选》的计划，后由沈启无具体实施，到当年冬即已有初选目录，题名《冰雪小品选》，并拟请周作人撰序。1928年11月25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曰：“前接沈扬君（引者按：字启无）来信言将编《冰雪小品》，索序于您，并问有何意见否？兹将原目附奉。此序似非先生莫属也。”（孙郁、黄乔生主编《致周作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④按周作人常去北京厂甸访书，袁宏道和谭元春的文集当在此前已购得。     ⑤该序写于1928年7月31日，最早见于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10月初版的《背影》卷首。     ⑥例如，任维焜（即任访秋）就是受了周作人的影响而对公安派产生兴趣，并于1931年5月在《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2期发表了《袁中郎师友考》一文。     ⑦1932年3至4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约到辅仁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演讲，学生邓恭三根据自己所作笔记加以整理，请周作人审定并加撰《小引》后，由北平人文书店于当年9月改名《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书末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抄》目录”16页，目录后又有平白所加的按语：“沈先生所编《近代散文抄》，原名《冰雪小品选》，大抵以明季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自万历以至清之乾隆，‘文学革命’散文方面之新文学，蒐罗几备矣，周先生演讲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以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沈先生并嘱编者为记数语焉。”《近代散文抄》分上、下册，分别于1932年9月和12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两册书后皆印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介绍。从两书互为广告宣传看，出版社确有配套出版的意图。     ⑧周作人于1945年7月27日在《关于近代散文》一文中回忆说：“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知堂乙酉文编》）     ⑨按《论语》半月刊第1-26期由林语堂主编，陶亢德、徐{J2R415.JPG}任编辑。自第27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但林语堂仍为该杂志主要撰稿人。该杂志出至1937年8月第117期停刊，1946年12月复刊，邵洵美主编，至1949年5月终刊，前后共出177期。     ⑩《人间世》半月刊于1934年4月5日创刊，林语堂任主编，陶亢德、徐{J2R415.JPG}任编辑。直至1935年12月20日，出版第42期后停刊。     (11)《宇宙风》1935年9月16日创刊，林语堂任主编，陶亢德、徐{J2R415.JPG}任编辑。前50期为半月刊，从第51期起改为旬刊，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往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出版，直至1947年8月停刊于上海，共出152期。     (12)林语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先后发表于《晨报副刊》1924年5月23日、6月9日。     (13)除上节所引序跋以外，还有《燕知草跋》(1928-11-22)曰：“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尤其是《苦茶随笔小引》(1931-11-9)曰：“降至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也很引动我的注意，三袁虽自称上承白苏，其实乃是独立的基业，中国文学史上言志派的革命至此才算初次成功，民国以来的新文学只是光复旧物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点上公安派以及竟陵派（可以算是改组派罢？）运动是很有意思的，而其本身的文学亦复有他的好处，如公安之三袁，伯修，中郎，小修，竟陵之谭友夏，刘同人，王季重，以及集大成的张宗子，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作品，值得研究和诵读。”这成为林语堂的直接依据。     (14)参见林语堂《〈新的文评〉序言》、《旧文法之推翻与新文法之建造》二文，原编入《大荒集》，今已收入《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5)详见《论文》上、下篇，先后发表于《论语》第15期(1933-4-16)和第28期(1933-11-1)。     (16)许钦《关于小品文》：“一九三四年的杂志年，所有的杂志，除掉少数的几种，所刊无非是小品文；其实可以说是小品文年。如今这种趋势，正在进展不已，小品文似乎着实要盛行下去。”（《小品文和漫画》，上海生活书店，1935-3）     (17)按该书还有刘大杰《袁中郎遗事》、樊锁《发现袁中郎手迹的经过》、沈思《袁中郎与王百谷》三文未列入。     (18)按该文写于1936年8月14日赴美途经日本横滨的轮船上，发表于《宇宙风》第25期，1936-9-16。     (19)《论幽默》上、下篇先后发表于《论语》第33期(1934-1-16)、第35期(1934-2-16)。     (20)如《周作人诗读法》：“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     (21)按林语堂将现代散文分为说理与言情二派，关于二者的特点，其《小品文之遗绪》有精彩的比较分析。     (22)如唐弢《小品文拉杂谈》：“我的所谓小品文，其实就是现在一般人浑称的杂文。自从《人间世》创刊以后，主编者以为小品文当以自我为中心，闲适为格调，于是违反这二个条例的短文章，仿佛都变成弃婴，被摒绝于小品圈外了。这时候就有人另起炉灶，用杂文这一个名目，来网罗所有的短文，而把小品文三字，完全送给以闲适为格调的东西了。”傅东华《为小品文祝福》：“去年一年里，曾为着这‘小品文’的问题化费了不少的笔墨。后来又起了‘杂文’问题，看起来似乎跟小品文不相干，其实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唯其不懂得小品文只是杂文中的一个特别类型，又不懂得杂文在文学范围中占有一个部门的合法性。这才一面承认小品文是文学，一面却坚执否认杂文是文学。”     (23)本来阿英还有《读狂言》一文于1933年9月1至2日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文中虽大谈袁中郎如何如何，但他所依据的《狂言》是赝书，故不列入，而以1933年10月1、2、3、4、5日在《申报·自由谈》连载的《袁中郎做官》一文为始。     (24)按这里不妨插入一个旁证，1934年7月25日，上海微风文艺社通过了一项“声讨鲁迅、林语堂”的“决议案”，竟拟“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这个微风文艺社，实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御用文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可见当时林语堂已与鲁迅齐名，而国民党并不喜欢他。 【参考文献】     [1]　胡适.王阳明之白话诗[A].胡适学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　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A].苦茶随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　周作人.1928年3月27日、6月20日致江绍原信[A].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4]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A].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　林语堂.大荒集·《新的文评》序言（1929年10月4日作）[A].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　林语堂.四十自叙诗序[J].论语第49期，1934-9-16.     [7]　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第22期，1935-2-20.     [8]　林语堂.再谈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第24期，193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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