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杨绛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惟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最后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①〔莫罗阿(1885—1967)〕本名埃米尔?赫尔佐格。法国传记作家、小说家。传记体小说主要有《雪莱传》《拜伦传》《雨果传》《服尔德传》等。曾把服尔德〔服尔德(1694—1778)〕通常译作伏尔泰,法国作家、哲学家,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者。他的作品猛烈地攻击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积极影响。在莫罗阿的《服尔德传》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在法尔奈有如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但是狡猾的野兔,在政治场中往往曾令狮虎却步。”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着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①〔叵(pǒ)测)〕不可测度。叵,不可。、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刚第特》〕又译作《老实人》,服尔德在1759年写的著名哲理小说。老实人在其生活经历中得到启示:工作可以免除烦闷、纵欲、饥寒。书中的最后一句是:“应当耕种我们的园地。”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①〔十七帖〕著名草书法帖。原为唐太宗集藏王羲之草书书卷之一。是世传王羲之草书代表作。今存有翻摹的宋拓(tà)本。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路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朋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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