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晋城县(现为泽州县)，这个县与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赵树理离京返乡，1965年起担任晋城县县委副书记。
第一次“偶遇”赵树理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个大纸箱。不知是第几遍倒腾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这本没头没尾没封脊的书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之一。许多年里，我不知道它的作者和书名。直到后来我开始读小说，有一天我忽然惊叫起来：《灵泉洞》，赵树理！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吗？
这就是我阅读赵树理的开端。
我对赵树理的真正阅读始于1996年。1996年是赵树理诞辰90周年，那个时候我在晋东南师专已混出点模样，就琢磨着借机开会，弄出点动静。我筹备的那个会议在当年6月举行，名为“山西省高校纪念赵树理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我虽然遍撒英雄帖，参会者也只有二十多人，这固然与我的号召力不够有关，却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赵树理研究已进入萧条期。
正是因为这次不成功的会议，让我开始了对赵树理的阅读。那个时候，我手头还没有《赵树理全集》，只好把北岳版《全集》从图书馆借回来，挨个儿读他的小说，第四卷的“文艺评论”部分尤其读得细。也买回戴光中的《赵树理传》，配合着此前董大中先生送我的《赵树理评传》来来回回地读。
我把赵树理的作品归结为“可说性文本”，那些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小说确实土得掉渣，拙得可爱。赵树理的作品本来是写给那些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农民读者听的，如今却与我们这种读了不少现代小说的读者狭路相逢，感觉反而很新鲜。
再读赵树理
在断断续续的关注中，我跨入了2006年，那一年是赵树理诞辰百年，赵树理研究界可谓动静不小。记得2005年秋，傅书华先生已张罗着为《山西大学学报》组稿，计划在来年推出一组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以作纪念。他邀请我加盟，我答应得痛快。当时我刚收一套《汪曾祺全集》，又差不多把汪老的作品通读一遍，就觉得可以在赵树理与汪曾祺之间做文章。于是我搬出《赵树理全集》，第二次面对他的作品。
又一次读赵树理，我主要关注的是他的语言。赵树理的语言是独特的，但他的语言观又该如何理解，却鲜有人谈及。而汪曾祺作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其语言不仅同样独特，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语言观。这样，把两位作家的语言观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似乎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怀念赵树理的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觉得写得最好的是孙犁的那篇《谈赵树理》，其次就是汪曾祺的两篇和严文井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谈到赵树理爱唱上党梆子时，汪曾祺还将了严文井一军：“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严文井写尽了赵树理在北京的憋屈，但在五音全不全的问题上，我觉得汪曾祺说得更靠谱。他可是与京戏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司机”啊。
耐人寻味的赵树理
2016年春天，现任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9月开会一事，嘱我写文章参会，我很感慨。又一个10年过去了，我对赵树理的思考却依然停留在10年之前。我也想立刻投入到对赵树理的再阅读中。
我在《2016：阅读遭遇战》中说：“这次重读赵树理，最让我兴奋的发现其实是在文学场域之外。赵树理的小说固然是值得分析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研究者感兴趣的无疑还是他的小说；但是，小说之外的各类非文学文本(如各类会议的发言或讲话、书信、检讨书等)却更耐人寻味。我以为，如果要对赵树理作出全面解读，仅仅面对他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重视的是他在文学场域之外的所作所为。”
因为赵树理不仅是文学中人，更是组织中人和农民中人，许多时候，赵树理其实并不以作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一个“通天彻地”的干部亮相。
赵树理是农耕时代的说书人，尽管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本身就很成问题，但他还有光晕，他依然可以“回家”，而丁玲、周立波乃至柳青等人却无家可归。或许，这就是我用“讲故事的人”重新定位赵树理的用意所在，因为唯其如此，我才能把他从同时代的作家中“区分”出来。
必须承认，我并非合格的赵树理研究者。因为这20年里，我大面积地读他的书不过两三回，用心写他的文章也只有七八篇，这其实是很不成样子的。但是，我也必须同时承认，赵树理确实是我心中的一个“疙瘩”。为了解开这“疙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走近他；我似乎解开了一些，却仿佛又长出了新的“疙瘩”。
于我而言，很可能这就是赵树理的魅力所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绝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特点、有人格操守的作家。也因此，他才显得独一无二。
(《法治周末》6.14 赵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