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我国著名诗人和学者。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之义愤拍案而起，投入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于昆明。
清华园的清雅
1932年8月，父亲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他谢绝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学校还在扩建，房子不够。父亲暂时只身住在西门外的达园，半年后才搬进新建的西院教职员宿舍46号。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亲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号。这里有大小房间共14间。电灯、电话、冷热水、卫生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也十分幽静。宽敞的庭院由矮柏围成院墙，一条甬道直通居室。
这是父亲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兴，对新居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布置。母亲说，“新南院”的住户，大多在院内栽种各种花卉，父亲却在甬道两旁植上碧绿的草坪。草坪上只各点缀一个鱼缸，里面几枝淡雅的荷花，几条金鱼在其间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别人家院里五彩缤纷，我们院中却满目青翠。
最令父亲自己满意的，大概要算他亲手在书斋窗前栽种的那几丛竹子了。他爱竹如宝，精心侍弄，使它们生长得枝繁叶茂，后来在昆明还时常念起来呢。
这潇潇翠竹、茸茸绿茵，透过书斋纱窗，与斋内满壁的古书、根雕的太师椅浑然一气，构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满诗意的画面，人在其中，不由不勾起无穷的雅兴。
回到母校，父亲倍感亲切。这里是哺育他成长的地方，他曾“饿着脑筋，烧着心血，紧张着肌肉”（《园内》）像灵芝一般在这里茁壮开放，由一个天真少年成长为一个热血青年，也曾怀着赤子深情在大洋彼岸为她热情讴歌：“你是东方华胄的学府，你是世界文化的盟坛！”（《园内》）
阔别十年，学校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局势中几经波折，在校长梅贻琦的主持下正走上励精图治的道路，延揽了不少人才。中国文学系的师资阵容也较强大，教授有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等著名学者。父亲功底雄厚，但他仍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励志加倍奋进。
真名士的熏陶
自武大以来，父亲便潜心古典文学。回清华后，对新诗虽仍然关注，但已不再写诗，而完全沉迷于古籍并乐而忘返。
到清华的第二年，父亲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倾诉道：“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限，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在信中，父亲还踌躇满志地谈了自己宏大的学术研究计划：列出了《毛诗字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 附考证》《杜甫新注》《杜甫（传记）》八大课题。
“向内”的路果然越走越宽，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除许多唐诗研究的成果，从青大开始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多有所获，而《诗经》研究也硕果累累。
冯友兰与叶公超后来谈起当代文人，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闻一多年谱长编》）
父亲也十分自信。他在对臧克家谈到陈梦家的考古成绩时说：“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臧克家《我的老师闻一多》）
这颗诗人的心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确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亲遇难后编《闻一多全集》，曾惊叹父亲治理古代文献“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他在列举了《诗新台鸿字说》一文和《天问释天》里解释“顾莵”的一条后，说：“像这样细密而新颖地发前人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闻一多全集》·郭序）全稿这些满篇胜义的成果，有不少（包括郭序所举的以上二例）都是父亲在清华园时完成或已经着手的。
朱自清先生后来在谈到“学者中有诗人的闻一多”时，也特别指出了他治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在盛赞父亲的学术散文“简直是诗”时，他说：“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些点滴的饾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是细心吟味而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有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他的学生王瑶回忆说：“我们现在读《匡斋尺牍》中讲《芣苡》和《狼跋》的文字，看到他是如何把诗讲得活灵活现，妙语解颐，其实在课堂讲授中对每一篇都是如此。”（《念闻一多先生》）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由父亲主持工作，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
研究所租用的是一栋新建不久的二层楼房。我们的住房是楼上的东厢房和它的拐间——一间阁楼似的小南屋（我们称之为外屋和里屋）以及楼下的一间小东屋。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
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这里与龙泉镇相距仅4里，镇上有南迁来的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北平图书馆。冯友兰、王力等先生也住在附近，这些都无形中赋予了这里较浓的学术气氛。
父亲这时更是努力，他用一张长方的大案板当作书桌，“各种大小手稿分门别类地排满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此外，《管子校释》也是在这时参校的。
在司家营，父亲勤奋治学的精神和对青年人的热情关爱、指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年的一位学生郑临川后来这样回忆：“白天，大家都在书库看书，翻检或抄写资料，有时困倦就下楼去外面四周田坝散散步，等精神复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却在他的书桌旁端坐，很难见他上下走动。每天夜晚，我们几个把楼下白天的饭桌当成书桌，在暗淡的油灯下抄抄写写。深夜我们已灭灯就寝，只见先生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大清早我们还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灯光早已亮了。这样，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奋用功生活，又纠正了我们平时对他的误解，以为先生讲课精彩动人，只是由于头脑特别聪明，现在才知道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功，完全是从踏实用功、孜孜不倦中得来的。”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为了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在依据古代文献资料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在步行入滇途中，他就曾十分关切沿途的民间风俗和文化。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
